就乾隆皇帝的个性而言，他除了“日励自心强不息”之外，还好大喜功，醉心于盛世太平君主的享乐中，纵恣奢华。其突出表现有两点：
一是大量收受贡纳。凡逢年节、寿诞、庆典，地方官员都要向皇帝献纳，称为“土宜物件”。虽然乾隆帝多次发布上谕，要臣下勿进或少进贡品，但却从不停止收受，甚至还有以摊派的形式强征的事情发生。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帝八十大寿，“内外宫殿，大小物仪，无不新办。自燕京至圆明园，楼台饰以金珠翡翠，假山亦设寺院人物，动其机括，则门窗开阖，人物活动。营办之资无虑屡万，而一毫不费官帑，外而列省三品以上大员俱有进献，内而各部院堂官悉捐米俸，又以两淮盐院所纳四百万金助之。” 这次庆典所用经费共计白银一百一十四万四千二百九十七两五钱。其中地方官报效数额占62%，均“按其通省养廉数目，量其多寡，酌量令其扣缴十分之二五”。
二是巡幸无度。乾隆在位期间，六次南巡，七次东巡，五次西巡，至于近畿京郊，车驾时出，数不胜记。凡巡幸所经，虽有赈济灾民、治理水患等惠政，但供需之侈，费耗之巨，亦是人所共知的。如每次南巡，随行人员多达2500多人，在车驾往返5800余里的行程中，陆路用马五六千匹，大车百余辆，水路用船千余艘。而巡幸的准备工作，早自前一年便开始进行，并由亲王任总理行营事务大臣，负责勘察道路，修桥铺路，修葺名胜和兴建行宫等等。排场上极尽扬厉，饮食上也相当讲究。
乾隆帝的纵情骄奢，必然影响到时政和时风。首先，大小臣工为迎驾纷纷效尤。仅以各地给皇帝搭盖的彩棚为例，最初是因乾隆帝回京经由山东、直隶时，天气已渐炎热，需搭棚避暑。后为取悦帝意，各地争相攀比，便一律搭棚接驾，以至竟成千里御道彩棚相望之一大景观。又如苏州的狮子林，本已荒芜多年，地方官自第一次南巡后开始修复，历经十年，至三次南巡时，终成一座风景秀丽的江南名园。
其次，巡幸直接加速了吏治的腐败。地方官无论贡纳还是巡幸办差，都要耗费巨额银两。这给地方官办差造成巨大压力，并成为其贪污的口实。
乾隆朝贪风之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根本上说，它是封建官僚政治日趋腐败的产物，而盛世之下，官绅士子追求豪华生活的社会风气，也为官员贪蠹提供了特殊的环境。除此之外，乾隆皇帝个人的政治素养、统治作风，以及性格与爱好，也都对时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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