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文公,姬姓,名重耳。初为公子,谦而好学,善交贤能智士。后受迫害离开晋国,游历诸侯。漂泊19年后终复国,杀怀公而立。晋文公开创了晋国长达百年的霸业。其文治武功,昭明后世,显达千秋,与齐桓公并称“齐桓晋文”,是春秋五霸中第二个称霸的霸主,亦为后世儒家、法家等学派称道。而对于晋文公的成就,很少人将其联系到他的父亲晋献公。所谓虎父无犬子,晋文公的鸿光伟业,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晋献公的根基上。晋献公的父亲是曲沃武公,此人洵非简单人物,他以“小宗”的身份,凭藉优势的武力攻灭了翼地(今山西翼城东南)的晋国“大宗”晋缗侯,以庶夺嫡,成为晋国新的统治者,是为晋武公,时在公元前679年。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晋武公登基“作威作福”才二年,就寿终正寝了,其子于公元前676年即位,是为晋献公。晋献公较之乃父更有魄力和手腕,其文治武功,为晋国的迅速崛起、跻身于春秋大国行列(原先晋国乃蕞小国,军队只有一军,史称:“晋,偏侯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过,他晚年的糊涂与荒谬,却使得他未能最终完成晋国称霸中原、号令诸侯的宏伟大业。
从现存的《左传》、《国语》、《史记》等史料记载的情况看,晋献公绝非一位平庸的君主,而是一位颇有雄才大略的领袖。他有比较明确的国家战略发展方针,深谋远虑、举重若轻。这就是在政治上对内以血腥残忍的手段削弱同姓公族的势力,大力度强化中央集权;对外故作姿态,显示“尊王”的态度,以捞取优厚的政治资本;在军事上一方面积极扩充武备,增强军力,“先为不可胜”,另方面“该出手时就出手”,伺机吞并小国,打击戎狄势力,开拓疆土,进而争霸逐雄。在这一高明的战略方针指导下,晋国走上了迅速强盛的道路。
当时的周天子,龟缩于洛邑一隅,风光不再,不招诸侯国见待,可他毕竟还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与姬姓大宗,还有可资利用的剩余价值。晋献公知道这一点,所以即位伊始,就和虢公一道,风尘仆仆前往成周朝觐周惠王,接受周王的赏赐。为了更进一步密切与王室的关系,晋献公又伙同虢公、郑伯,一起为刚刚当上“天子”的周惠王操办隆重的婚礼,出资赞助周卿士原庄公到陈国,迎接陈国公主陈妫到成周和周惠王完婚。场面上的事要做,实质性的事更得干,公元前655年,晋军攻灭虞国之后,晋献公慷慨大方,“归其职贡于王”,即把虞国的贡纳和赋税呈献给周惠王,解了周室缺钱少粮的燃眉之急。这些做法,与其父晋武公在位之时发兵攻打周室,杀死成周的夷邑大夫夷诡诸,逼走成周执政大臣周公忌父的行径不啻有霄壤之别。晋献公就是通过这种姿态,轻轻松松赢得“尊王”的美誉,在一众诸侯国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声誉!
在彻底解除了“公族”对君权威胁这一后顾之忧后,晋献公开始大刀阔斧地展开对外的军事扩张。要对外开拓发展,首先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为此,晋献公我行我素,毫无顾忌地打破先前周王室所规定的晋国只能拥有一军的数量限额,于公元前661年将一军增扩为两军,他本人亲领主力上军,而由太子申生统率下军。
在兵强马壮的基础上,他动用军队主动向外出击,于同年先后灭掉耿(今山西河津东南)、霍(今山西霍县西南)、魏(今山西芮城东北)等诸多小国。次年,晋献公再接再厉,又派遣太子申生率军讨伐东山皋落氏(今山西垣曲东南,系赤狄氏之一支),凯旋而归,“败狄于稷桑而反”。与此同时,晋献公还先后派兵攻灭了周围的骊戎诸多小国。在初战告捷的有利形势下,晋献公又将进攻的矛头指向实力更为强盛的虢、虞两国。他虚心听从大夫荀息的建议,用向虞国假道攻伐虢国、一石二鸟之计,于公元前658年两度出兵攻打其南部近邻中最强盛的虢国,经过激烈的厮杀,终于将晋国的战旗插上了虢国国都的城墙,一举吞并了虢国。并且在凯旋回师的途中,背信弃义,厚颜无耻地对虞国发动突然袭击,轻而易举、水到渠成地灭亡了虞国,取得了对外兼并扩张的重大胜利!
通过多年锲而不舍的经营,晋献公已使原来不起眼的晋国一跃而成为一个人人忌惮的大国,即据有河汾间之沃壤,及今山西、陕西、河南之间三角地带之重要地域,幅员辽阔,地势险要,攻守可恃,战略主动。军事实力强大,君权高度集中,国势日益兴盛。已完全具备了东进中原,角逐霸权的基本实力。
晋献公智勇双全,干练老辣,在政治、军事上多有建树,然而他毕竟还不具备充当一代霸主的素质,尤其是在其晚年,他生活上奢华侈靡,沉湎于酒色,直接酿成晋国内部的多年动乱,使得晋国与中原霸主的宝座失之交臂。《诗经·大雅·荡》:“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意思是说做人、做事、做官没有人不肯善始,但很少有人善终。细细体味此言,觉得其中的确蕴涵了深刻的哲理和警示。而晋献公的作为,再一次证明了这的确是一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历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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