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非常艰难的处境里头,顾炎武多次强调这种双重遗民的意识,同时也希望当时的政权能够接受这种遗民意识。他说:“郑康成以七十有四之年,为袁本初强之到元城,卒于军中。而曹孟德遂有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之语,以为本初罪状。”他以东汉有名的经学家郑玄为例,说当时袁绍(袁本初)接纳名士来撑自己的门面,强迫郑玄到他的营中去,郑玄最后死在那儿。所以曹操在讨伐袁绍的时候,有一条罪状就是袁绍把郑玄给逼死了。顾炎武说:“后之为处士者,幸无若康成;其待处士者,幸无若本初。”(《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一》)就是你别逼人太甚,人家愿意当遗民你就让他当遗民。“国家无杀士之名,草泽有容身之地”(《亭林文集》卷三《答李紫澜书》),要让一批遗民存在于政权之外,这是国家的清明政治的一种象征。他希望能够多多少少以自身的现实处境,去影响政府,来改变一下遗民艰难的处境。
顾炎武一方面劝统治者为遗民提供比较好的生存处境,另外一方面他也要劝这些遗民,甚至遗民的后代们,坚守自己遗民的立场。怎么样做呢?顾炎武提出一个非常极端的做法,就是不做官,甚至不读书。因为中国古代有读书做官的传统,一读书就不能不做官,一做官就不能不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所以宁愿做“商贾百工技艺食力之流”。(《亭林余集·常熟陈君其墓志铭》)。
殉国的人比活着的人更伟大吗?顾炎武认为不一定。死了很简单,但是活着要承受种种的艰难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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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在“身沉心不改”、身心分裂的思考下,更强调一种心的坚守,文化的坚守。他认为,忠、孝、节、义不是死板的道德信念,所以他讲“一节亦奚取”(《亭林诗集》卷二《剪发》),要区别大忠、大孝、大节、大义,和小忠、小孝、小节、小义。
这对顾炎武来说,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选择,更是一种现实的选择。明清之际改朝换代的时候,人们所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生和死。活着还是死去?
有的人殉国了,顾炎武毫无疑问地肯定他们。但是殉国的人比活着的人更伟大吗?他认为不一定。活着也还有好几种活法。有的人要和清王朝不共戴天,挖个地窖,躲在地下,通过穴口,家人可以送饮食给他,这叫“土室遗民”。也有人把自己的头发剃掉,做和尚去了。有的人逃到山里面去做隐士。而顾炎武是另外一种选择,他是在世成为遗民,同样可以坚守自己的仁义道德。
顾炎武讲到“人臣遇变时,亡或愈于死”(《亭林诗集》卷三《潍县》),不死,或者叫“无死”,也许比死更重要。死了很简单,但是活着你要承受种种的艰难痛苦。活着首先是生存,还有延续的问题,不仅是生命的延续,还有精神价值的延续,要肩负着种种的道德的责任、社会的责任。
当时人们首先面对的最简单的选择就是留发和剃发的问题了。《孝经》里面讲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但是顾炎武觉得剃发能够接受,也应该接受。因为他觉得“丈夫志四方,一节亦奚取”(《亭林诗集》卷二《剪发》),这是大节、小节的问题,只要能保全生命,只要能给自己提供更好的一种生存的环境,剃发就剃发吧,没有关系。
还有一个选择,就是跟人交往。你躲到深山里面,天天和动物、植物在一起生活,这可以。但是你只要生活在现实生活当中,就不能不跟普通的人交往,尤其是跟出仕的官员交往。那该怎么做呢?顾炎武选择了交往。最有意思的交往,是他和他的几位外甥。
顾炎武的妹妹嫁给了姓徐的,生了几个孩子,徐氏兄弟非常出色,像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都是中了状元,中了探花的,后来都做了翰林,做了咱们现在叫部长一级的官了。顾炎武一开始是不跟他们交往的,但是后来,他不避嫌疑地跟徐氏三兄弟交往。到北京的时候,又多次在徐家兄弟家里住。还多次给徐家兄弟写信,甚至对他们的政治行为进行道德训诫。因为他是长辈嘛,不断地劝诫他们应该怎么做官,特别强调的是对道德的坚守和传播。徐氏三兄弟在顾炎武晚年的时候,给他盖了个别墅,让他回昆山老家,因为顾炎武到处流浪,尤其是晚年都流浪在山西,外甥希望他叶落归根,但是他坚决不回去。为什么呢?还是坚守他那种道德立场,因为他一旦回老家去,让几位晚辈来赡养他的话,他觉得就有损于自己的政治品节。这就是顾炎武为人既通达,又固执的地方。
随着南明王朝的覆灭,顾炎武发愿“笃志经史”,守护和传承文明的种子
顾炎武不仅仅是一种生存处境的选择,他还有一种行为方式的选择——“自年五十以后,笃志经史”(《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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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讲到,我在中年以前,跟诸文士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但是中年以后,尤其是五十岁以后,要专门研究的是“圣贤六经之指,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亭林文集辑补·与黄太冲书》),我要思考这些最核心的文化的命题。
那么这种变化为什么会产生呢?这跟他五十岁这一年,就是1662年,康熙元年,发生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有关系。明王朝在崇祯皇帝自尽以后,进入了所谓南明时期,就是在长江以南,先后建立了几个流亡政权。南明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桂王朱由榔,在上一年的十二月被俘,在这一年的四月死于云南。在这之前,你还可以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毕竟还有流亡政府在,现在名不正则言不顺,要再进行政治上的反清复明,已经不可能了。那么现在要做什么呢?这年三月,顾炎武跑到了南京孝陵痛哭一番,进行了新的文化选择,要“笃志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