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不起以“文人”自居者，是顾炎武一贯的思想，至少是顾炎武在1644年明王朝灭亡以后就有的非常鲜明的思想。顾炎武在明朝灭亡以后，把他33岁以前的诗文作品基本上全部烧掉了。所以咱们现在能看到的顾炎武现存作品是他33岁以后的。他是江苏昆山人，当地有个说法，叫做“归奇顾怪”，归庄和顾炎武这两个人都比较奇怪，是狂生。那么“归奇”，咱们现在还能知道，因为归庄在晚明时期的作品还保留着。但是“顾怪”咱们就看不太清楚了，因为顾炎武在入清以后，虽然很耿直，很固执，但这还谈不上怪，咱们现在看到的他，基本上是一个非常严谨的，非常刻板的学者的形象。
顾炎武一再贬称唐宋以来的所谓“文人”，“不识经术，不通古今”《日知录》卷一九《文人之多》)。他赞同宋人刘挚的说法：“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十八》)“器”主要是一种学养，一种人格，“识”是一种实践，是伦理道德的坚守。“士”和“文人”的这种区别，他落实到自己的行为上去。
在五十岁以后，顾炎武慢慢地淡化了他政治遗民的身份，而更强化了他作为文化遗民的身份。他在现实社会当中更为通达了，跟清朝政府的官吏们，尤其是跟徐氏三兄弟的交往更多了。但是在文化遗民的坚守上却更严谨了，更自觉了。他提出一种理想，说：“未敢慕巢、由，徒夸一身善。穷经待后王，到死终黾勉。”(《亭林诗集》卷五《春雨》)巢父、许由这样的人在改朝换代的时候，逃到山里去做隐士，那是求一身之善。我要做的是什么呢?是“穷经待后王”，期待将来的人，能够用我的这套学问，我所坚守的文明，再创新的文明。“穷经”不是一般的皓首穷经，而是有着很明确的政治文化的追求，就是他讲的“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为了这种责任他“死而后已”(《亭林文集》卷三《病起与蓟门当事书》)。所以他选择了著书立说，要“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亭林文集》卷二《初刻日知录自序》);“有王者起，将以此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
这是顾炎武的现实认识，觉得现在的君臣们都不行，将来也许有人可以。那么将来的人是谁呢?有没有一种理想的典型呢?有!就是他讲到的文中子和唐太宗。文中子即王通，隋朝的学者。王通的学问杂有儒家、道家的思想，而这种儒道合一恰恰成为唐王朝治理天下的学术、思想的根本。顾炎武是以王通自诩的，王通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他的好多学生，后来成了辅佐唐太宗的名臣，像房玄龄、杜如晦。王通的学问既是一种思想学术，也是一种政治方略。顾炎武也同样是这样一种追求。而像唐太宗这样的君，就是顾炎武心目中的“后王”、“明君”。
顾炎武以自己的追求，体现了大写的“人”的存在和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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