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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8月，林则徐被朝廷贬谪伊犁路经西安，在与家人告别时赋诗两首，其一即《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曾被今人反复引用的林则徐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即出之这首诗。然而，几天后，他从西安走到兰州，在《致姚椿、王柏心》的私人信件中，他清醒而客观地分析了敌胜我败的原因：“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军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觌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故所谋往往相左。徐尝谓剿夷有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指南宋名将岳飞、韩世忠)束手，奈何，奈何!”作为鸦片战争的当事者与指挥者，他的经验与教训，对于国家都是弥足珍贵的，都应成为国家防范与抵御外部侵略的极其重要的鉴戒与财富。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随后写下的几句话：“两先生非亲军旅者，徐之覙缕此事，亦正为局外人，乃不妨言之，幸勿以示他人，祷切，祷切。”此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深意荡然无存。他既没有向皇上报告敌国真相，也没有向国家提出改革建议;他眼见朝廷睡在梦中，国家日趋衰弱，却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奋斗。在林则徐看来，个人的名誉重于国家危亡。
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曾任国民政府驻联合国常任代表的蒋廷黻就指出：“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真可谓入木三分!
与外国人的交往。“开眼看世界”即今日之“放眼世界”，而身边的外国人，正是最方便的媒介。那么，两广总督林则徐是如何与外国人打交道，如何处理涉外事务的?林则徐与美国医生伯驾的交往恰为一例。
伯驾是一位在广州行医的美国人。1839年，林则徐在广州因患疝气而间接托人请其开方诊疗。当年7月，林还请伯驾翻译《各国律例》若干段落。伯驾虽说是林则徐的医生，却从未见过林则徐。林则徐作为清廷的封疆大吏，也没有平等地接见过其他外国人。有史料称，伯驾打算送林则徐三样礼物：一本《各国地图集》、一部地理书、一架地球仪，林则徐却要伯驾先填“请愿书”，意思是：给我送礼是你的荣幸，要先请示，我答应了才行。伯驾一气之下便拒绝再送。其实，早在鸦片战争开始前，伯驾就看出林则徐“不了解西方法律和国际惯例”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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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年7月，伯驾给林则徐写信，详细阐述了他对中英局势的看法，并指出了林则徐禁烟运动的一些缺憾：“钦差大臣由于不了解各国的法律，不晓得他们的强大，无意识地采取了与友好国家惯例相抵触的措施，已经程度不轻地得罪了英国。”他表示：“鄙人愿不惜个人生命的安危，采取任何手段帮助大国之间恢复和好。”“我还要进而向阁下建议，最好能预见到战争的害处，撇开‘强硬的语言’，采取和平的解决办法……英国已经在世界各地占领了许多国家，我担心英国也希望占领中国……”(《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有种种迹象证明，林则徐当年收到了伯驾的信，但他并未答复——于是，清廷失去了避免战争的最后机遇。1840年4月，伯驾给美国的亲属写信说：“中国和大不列颠的战争看来是无法避免了，而且在不远的日子就会爆发。我已经施加了我一点小小的影响，让中国能预见和避免这次不幸，但是他们太骄傲，不肯屈从，而且是深深地陷在无知之中，对已经被他们从兽穴中弄醒的狮子(英国)的力量，仍然毫无感觉。”两个月后，鸦片战争爆发了。三个月后，林则徐被革职。1842年8月，这场战争最终以清朝的割地赔款而告结束。
在中国近代史上，林则徐无疑是一位抵御外侮、反抗侵略的民族英雄或者爱国者。但若称其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难免失之偏颇。只能说他比同时代的封建士大夫多看了“有限的”几眼。妨碍他视野的正是专制王朝、传统文化以及囿于自身的种种局限。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忘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一个历史人物，往往一好百好，以致一俊遮百丑，影响了人们对历史人物客观的、全面的、立体的看法。这样的历史教育，是应该改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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