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为何尊儒:并非排斥诸子只因儒家太优秀

2021-01-05 16:26:37 作者: 汉武帝为何尊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说:“至秦汉以后,中国学术大致归宗于儒家,此非各家尽被排斥之谓,实是后起儒家能荟萃先秦各家之重要精义,将之尽行吸收,融会为一。故在先秦时,尽有百家争鸣,而秦汉以后,表面上似乎各家都已偃旗息鼓,唯有儒家独行其道。按诸实际,殊不尽然。此因中国学术精神,乃以社会人群之一人事问题的实际措施为其主要对象,此亦为中国学术之一特殊性。儒家思想之一主要理想,及其基本精神即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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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学家评说汉朝,多以“内用黄老,外用儒术”总结。我觉得这话有道理。汉初的局面有点小百家的样子。前文说过的萧何、韩信、张苍、叔孙通、陆贾,都注重在笔头上练点功夫,于是“文学彬彬稍进”,文化活动稍得到复兴。为始皇帝禁锢的《诗》、《书》在民间也时有发现。“文学”在古代是指一切用文字书写的书籍文献,范围比现今所称的文学为广。

  刘邦手下,萧何刀笔吏出身,可算法家,叔孙通、陆贾是儒家,陈平、曹参自然是道家。《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显然是个人才济济小百家的局面。而曹参的“荐盖公言黄老”,成为汉初用黄老思想的第一个倡导者。

  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神龙一流的人物,我说这话是百分之一百的敬畏。老先生们如三青山上的云气似的缥缈不可捉摸,身份地位不详,籍贯室家不详,高矮胖瘦不详,隐然民间,可闻而不可见,却又如月色的反光,虽不能自身建业垂名,却可以假借高徒之手,四两而拨千斤,对历史的未来施加巨大的影响。圯上老人之看中张良,盖公之教授曹参,比比皆是。 

  盖公自然是神龙,其人身世隐在历史之后,只知道他的学派主修道家。苏轼为胶西太守时,就多方寻觅他的坟墓、子孙后人,而不可得,慨然怀之,做盖公堂,撰《盖公堂记》,聊表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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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书上说,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乐瑕公、乐臣公皆是名将乐毅后人。(《史记·乐毅列传》)当时,曹参任齐相,曾请来很多名儒巨学求教安邦治国之道,可是人言人殊,各人的主张都不一样。他听说胶西有位大学者叫盖公,就向他请教。盖公给他点拨说:“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

  曹参用此思想治齐取得成功,而后继萧何成为惠帝的相国,把无为思想带到庙堂,因此演绎了“萧规曹随”的美名。黄老政治推行的结果是,人口增长,财富增加,地方粮仓爆满,国家粮仓因存粮太多以致霉变,库存的钱因为长期不动用,串钱的绳子都被虫蛀断。史书的文法是“衣食滋殖”、“刑罚罕用”、“天下晏然”。

  用“黄老”的思想,在历代帝王中,突出的例子是朱元璋。明太祖读《道德经》很有心得,说“斯经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非金丹术也”。认为道家并不是闲云野鹤、餐风饮露、炼丹求仙之一流,而是有很多的国家经验在里面。他在亲自撰写的《道德经序》中深有感触地说,自即位以来,对前代哲王的治国之道一无所知,心里很是着急(宵昼遑遑),于是问道诸人,人皆我见,未达先贤。一天偶然读到《道德经》,见书上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是时天下初定,民顽吏弊,虽早上十人被杀,晚上仍有百人铤而走险,这岂不是和经书所说的一样?于是罢极刑,而改为劳动改造。 

  野史上说,朱元璋一次独上寺院,一高人在寺壁上题了一首墨迹未干的诗,劝朱元璋行政不免和气些。作为故事来听,自然有趣,但事实上这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明初的反省刑法苛刻,如朱元璋所说,实是受道家的影响。而把思想收编到儒家上来,这是建元元年(前140),也就是汉武帝即位初年的事。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这可是历史上极重大的事,直接影响了往后几千年的文化历史,史家多以“禁锢思想”一说来认为此政策提出的负面性。已归道山的柏杨(先生千古)就说:“光芒万丈的思想学术自由的黄金时代,开始夕阳西下。”我却不这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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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家争鸣,也就是六国的多辩士。这和封建时代的用人制度有关。封建时代,从天子以至官吏都是世袭,龙生龙,凤生凤,一般的读书人想参知政事,只有一途,自荐与游说。鼓起如簧巧舌,奔走游说,情形有点像现在的推销员。张仪一次遭毒打后,回家问妻子,我的舌头在吗。回答说,在。张仪说,这就好办。韩非舌间功夫不强,口吃得厉害,只得以书面上陈见解,错过了与嬴政的见面,因而见杀,这不是韩非的错,这有历史的因缘在里面。

  而汉的察举、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唐宋的科举,是把布衣读书人的入仕之途全面开放了,只要有本事,考个进士,自然不愁无用武之地。因此也就没有必要遑遑然如丧家之犬。

  历史之所以选择儒家,自当有其选择的理由。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说:“至秦汉以后,中国学术大致归宗于儒家,此非各家尽被排斥之谓,实是后起儒家能荟萃先秦各家之重要精义,将之尽行吸收,融会为一。故在先秦时,尽有百家争鸣,而秦汉以后,表面上似乎各家都已偃旗息鼓,唯有儒家独行其道。按诸实际,殊不尽然。此因中国学术精神,乃以社会人群之一人事问题的实际措施为其主要对象,此亦为中国学术之一特殊性。儒家思想之一主要理想,及其基本精神即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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