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喻巴蜀檄》，司马相如还写了一篇《难蜀父老》：汉兴七十有八载，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纷云，湛恩汪濊，羣生沾濡，洋溢乎方外。于是乃命使西征，随流而攘，风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从駹，定莋存邛，略斯榆，举苞蒲，结轨还辕，东乡将报，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绅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俨然造焉。辞毕，进曰：“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今罢三郡之士，通夜郎之涂，三年于兹，而功不竟，士卒劳倦，万民不赡，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业，此亦使者之累也。窃为左右患之。且夫邛、莋、西僰之与中国并也，历年兹多，不可记已。仁者不以德来，强者不以力并，意者殆不可乎!今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鄙人固陋，不识所谓。
使者曰：“乌谓此乎?必若所云，则是蜀不变服而巴不化俗也，仆尚恶闻若说。然斯事体大，固非观者之所觏也。余之行急，其详不可得闻已。请为大夫粗陈其略： “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惧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
昔者，洪水沸出，泛滥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岖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洪原，决江疏河，洒沈澹灾，东归之于海，而天下永宁。当斯之勤，岂惟民哉?心烦于虑，而身亲其劳，躬傶骿胝无胈，肤不生毛，故休烈显乎无穷，声称浃乎于兹。
且夫贤君之践位也，岂特委琐握龊，拘文牵俗，循诵习传，当世取说云尔哉!必将崇论谹议，创业垂统，为万世规。故驰骛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且《诗》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怀生之物有不浸润于泽者，贤君耻之。今封疆之内，冠带之伦，咸获嘉祉，靡有阙遗矣。而夷狄殊俗之国，辽绝异党之域，舟车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风犹微，内之则犯义，侵礼于边境，外之则邪行横作，放杀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为奴虏，系絫号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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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乡而怨，曰：‘盖闻中国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独曷为遗己?’举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为之垂涕，况乎上圣，又乌能已?故北出师以讨强胡，南驰使以诮劲越。四面风德，二方之君鳞集仰流，愿得受号者以亿计。故乃关沬若，徼牂柯，镂灵山，梁孙原，创道德之涂，垂仁义之统，将博恩广施，远抚长驾，使疏逖不闭，阻深暗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于此，而息讨伐于彼。遐迩一体，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于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继周氏之绝业，天子之急务也。百姓虽劳，又乌可以已哉?
“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于忧勤，而终于佚乐者也。然则受命之符，合在于此。方将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鸣和鸾，扬乐颂，上咸五，下登三。观者未覩指，听者未闻音，犹焦朋已翔乎寥廓，而罗者犹视乎薮泽，悲夫!” 于是诸大夫茫然丧其所怀来，失厥所以进，喟然并称曰：“允哉汉德，此鄙人之所愿闻也。百姓虽劳，请以身先之。”敞罔靡徙，迁延而辞避。
《难蜀父老》中有一段话很精采，翻译成白话就是：“世间一定要有不寻常的人，然后才有不寻常的事;干了不寻常的事，然后才有不寻常的功绩。不寻常，本来就是常人感到奇怪诧异的。所以说不寻常的事刚开始，百姓就害怕它;而等到它获得成功，天下就安然无恙了。”《难蜀父老》是中国文学史上首篇论难文，开创了一种新文体。所谓“难”，即《难蜀父老》中“而己诘难之”的“诘难”之意。“难”作为文章形式，其实早已有之。先秦西汉著作，多以虚设对问作结构，辞赋如楚辞之《卜居》、《渔父》，文章如《孟子》诸篇、宋玉之《对楚王问》等，或本身就是对问、对策，如《二世、李斯责问书对》、《公孙弘对天文、地理、人事之纪》等等。就一个具体现实事件而虚设论难写成一篇完整文章，后代明确以“难”作篇名，《难蜀父老》还是第一篇。相如之“难蜀志”，文晓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
——南朝梁代著名批判家刘勰对此文刮目相看。后来历代文人又美誉不断。明朝王维桢：“先叙事起，而后诡为问答之词。其事虽非，而其文则腴。”明朝金圣叹：“瞌折顿挫，极尽文态。”清朝王文濡：“表面虽是难蜀父老，说得堂皇正大，而其讽天子，好大喜功之意，却以隐约出之，此文之所以名贵也。”王德华、宋雪玲认为《难蜀父老》的创作背景及讽谏主旨不十分明确，从宋至今人们从各种角度对《难蜀父老》的主旨提出不同看法：作于汉武帝元朔二年的《难蜀父老》,有着主开发与反开发以及担心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决策转变的政治背景与创作心理背景。其讽谏主旨是借晓喻天子之意，打消汉武帝开边的犹豫，坚定汉武帝开边的信心。司马相如对汉武帝开发西南爽意义的论述，在“中国”与四夷关系处理上，是对羁縻文化政策的重要补充，给汉武帝开边决策提供了文化意义上的支持。
“汉武帝甫一继位,便着手外定四边、内兴文教。两汉在对待四边的政策上,尤其是对匈奴的态度,大致而言,高祖至景帝时以和亲为主,武帝时则以征伐为主,而无论何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和亲与征伐的争论……汉武帝时代在出兵两越、开发西南夷问题上存在着主开发与反开发的争论，这种争论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地理观。刘安《上疏谏伐闽越》代表了反开发者的华夷之别的文化地理观，而司马相如《喻巴蜀檄》、《难蜀父老》则反映了主开发者的地理扩张与文教传播并进的大一统的文化地理观，二者对后世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王德华语)在这两种观点的竞争中，司马相如最终胜出，成为主流。他站队站对了。因为这一方正受到汉武帝的默认与力挺。“武帝此时正大展宏图，内修政治，外扬国威，靖边扬德，建立功勋，相如此说投合武帝所想”，因而“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并派相如建节往使，相如遂为略定西南夷，“还报天子，天子大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