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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汉景帝等都是依法治国的榜样，不敢把君主个人意志加于法律之上。有一个故事颇能说明“文景之治”是如何依法治国的。《汉书》中记载②：一次，汉文帝马队经过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出来。惊了汉文帝所乘马。于是派人把这人抓了来，交给法官张释之处理。那人解释说，看见马队，躲到桥下，后来以为马队走了，就出来。出来看见马队还在，就跑。张释之依律，判此人罚款。汉文帝很生气，这人惊了我的马，还算马温和，换其它马，不伤了我吗?你怎么只是罚款。张释之说，法律，是天子与天下人都必须共同遵守的。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你要加重处罚，这样法律就不能取信于民了。汉文帝思考后说，法官说得对。
汉文帝想加重处罚，但最后仍然不得不依法办事。这就是文景黄老之治的表现。法律是天子与天下人都共同遵守的，身为帝王，也不能把自己的个人情绪和意志加于法律之上。但遗憾的是，由文帝、萧何、曹参等开创的清静无为，依法治国的好传统，被汉武帝彻底破坏了。
公元前140年，16岁的汉武帝上台，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人才。研究《公羊春秋传》的董仲舒上书，要求尊儒隆礼，推行教化，他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就是说，不在儒家“六艺”之学和孔子思想的，都“绝其道”。这就是后人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来源。当时汉朝占主导地位的执政思想，就是道家黄老学，因此所谓“罢黜百家”，其实就是结束道家黄老学的统治。
16岁的汉武帝对董仲舒的策论表现赞赏。但由于当时信奉道家黄老学的窦太后(汉文帝的王后，汉武帝的奶奶)还活着，朝中遵循黄老之治的官吏仍占主流，所以儒生掌权受到抑制。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21岁的汉武帝大权在手，真正实施了独尊儒术的政策，大量儒生被提拔，这就结束了“文景之治”清静守法的时代，“以德治国”取代了“以法治国”。“以德治国”被朝廷表述为“德主刑辅”。“刑”(法)是有明确的条文规范的，“德”是什么呢?从董仲舒倡导并实践的“春秋决狱”可以看出来。所谓“春秋决狱”，就是按孔子所著的历史著作《春秋》作为判案的依据。这是一部历史著作，一部历史书怎么能成为判决案子的依据呢?照董仲舒的说法，因为这部历史书是以“德”为基本原则的。但从司法来说，依据历史著作判案，官吏的自由裁量权可大得不得了，官吏因之贪赃枉法，国家治理章法全无。
结果就是“上请”制度的出现，重大案子，向上请示皇帝定夺。有一帮熟读古书的文人在旁帮忙，皇帝要从史书中找出任何一条合乎自己心意的典故，太容易了!所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直接结果，就是皇帝不再受任何法律的制约，皇帝的意志就成为法律，名为“以德治国”，实为皇帝集权专断，这是极端的人治。汉武帝、董仲舒通过“独尊儒术”，绕过了“文景之治”天子与天下人共同遵守的法律，继承和发挥了中国历史上最坏的人治传统。司马光把汉武帝比做秦始皇。其实，秦始皇比起汉武帝来，还有注重法制和尊重民营工商业的优点。秦始皇还专门为成功的民间工商业者树碑立传，从来没有随便摧毁过民间工商业。
三、穷兵黩武，战无节制
人们只知道汉武帝征讨匈奴的武功，知道霍去病马踏匈奴的壮举，但往往不知道汉武帝征讨匈奴，打的长期的消耗战，而且最后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公元前128年，在汉武帝28岁时，开始派大军主动进攻匈奴，从此拉开了与匈奴30余年的战争，初期汉军取胜，但战争拖延下来，双方有胜有败，匈奴前后死伤7--8万人，汉军死伤数远高此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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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90年，汉武帝66岁，他再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6万大军出塞进攻匈奴，结果全军战败，李广利投降匈奴，士卒死亡数万人。消息传来，汉武帝中止了与匈奴的战争，此后汉不复出兵。李广利兵败3年后，汉武帝去世，留下了一个经济衰败，人民贫困，社会动乱的国家。《汉书》上说，“天下虚耗，人复相食”，全国人口死亡过半。而且，就在汉武帝去世那年的冬天，“匈奴入朔方，杀略吏民”，匈奴之患依然。
匈奴自古是边患。刘邦在世时，亲率30万大军伐匈奴，结果在平城被围，几乎不能逃脱。汉文帝时，“与匈奴和亲，匈奴背约入盗，然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恶烦苦百姓”。汉文帝与匈奴的关系，是自卫反击的关系，他不敢轻易发兵深入，是担心将天下百姓卷入战争。汉文帝遵循了养民为本，“有理有利有节”的国防战略。
汉武帝不同，他凭借“文景之治”积累的强大国力，全面攻打匈奴，对消除中国北方边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由于他不知节制，只知“快意匈奴”，过于穷兵黩武，重税剥夺，破坏了国家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搞得百姓四处流亡，天下大乱，暴动接连发生。《汉书》上记载：“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趋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称数。”汉武帝用了几年的时间来对各地的暴乱进行镇压，但仍然是“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往往而群，无可奈何”。
《资治通鉴》记裁，由于连年征战，海内虚耗，社会动乱，汉武帝晚年开始悔过，下罪已诏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强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这是说，当今的任务是停止朝廷苛暴的政策，不准再随便征税，全力从事农业生产，“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这是说，退回到“文景之治”与民休息的政策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