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文学手法的角度而言，“三国演义”里曹操杀吕伯奢这一情节，可谓精彩一笔，画龙点睛的一笔，曹操的自私、残忍、无情和猜疑，全在这一点上饱满有力地凸显了出来。读者可能忘记了曹操许多政治军事上的精彩举措，却永远记住了这一幕：曹操一面拿着流淌着吕伯奢鲜血的宝剑，一面自负地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然而，老曹真的天生就这么嗜血无情吗?文学的归文学，历史的归历史，其实，从一些史料的细枝末节中，我们可以看出曹阿瞒这孩子的心理挣扎历程。历史的真实，不只是材料的真实，也包括心理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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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史上的曹操，不是那么神经大条，在王允面前扛下刺杀董卓的任务。曹家的孩子，是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凭他的脑子，是不会去干刺客的勾当的。况且伍孚刺杀董卓惨败的事例，他又不是不知道，老曹是个动脑子先于动刀子的人，他不会去干刺客的勾当。历史上他也没刺杀过董卓。
然而，曹操逃跑的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为啥逃跑呢?原来是辞职了，但在强大的肥董手下辞职是件很危险的事。大学者蔡邕一度拒绝董卓的征聘，结果董卓杀气腾腾地说：你不来，我杀你三族。当然，董卓人品比明成祖过关，人家明成祖诛人十族。
董卓还是蛮器重曹操的，他要拉拢曹，封他为骁骑校尉。曹操有远见，知道凭老董这付德行，在长安混不了多久，于是就跑，隐姓埋名地跑,“太祖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
接下来，捉放曹的戏来了。这是真的，但主角不是陈宫。我们不能责备“三国演义”虚构陈宫捉放曹，还是那句话，文学的归文学，历史的归历史，将陈宫放到捉放曹的位置上，倒可以为以后陈宫被杀前，曹操与之谈交情做好了铺垫，从文学创造而言，这是合理的。
捉曹操的是中牟的一个亭长，也就是一基层乡镇干部，连镇长都算不上，然后扭送到县政府，公安局。县里的功曹是个有心人，他认为眼前的这个人是豪杰，抓了可惜，于是向县令打报告，请求释放，于是曹操得以逃脱。也没有县令跟着曹操一起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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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里的捉放曹，显示的是陈宫的正义感和义气，而史料里，显示了一个政治事实：董卓对东部地区的控制力在减弱，一到河南，董卓的命令就不管用了。而且县官、功曹放跑了曹操，也不用担责任，不用一块跑。
接下来，在成皋，也就是吕伯奢家，发生一起刑事案件，其始末如何，看其当时和稍后的记录。在“魏书”里是这么记载的，曹操不是一个人跑的，还带了几个亲信，“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吕伯奢不在家，也不是上市场买菜买酒去了，反正出外了。吕家几个公子在家，还有宾客，曹操投奔其家，结果吕家的人先动手，也不是政治觉悟高，要抓曹操报官，而是贪曹操的财，一家人和帮凶一拥而上，不料老曹是个能打的，把吕家人杀了几口，“太祖手刃击杀数人”，然后跑了。
从这个记载来看，老曹完全是正当防卫，而且也没有说是诱杀吕伯奢，也就是说不存在防卫过当的问题。
但是，这一起刑事案件到了“世说新语”里，就改了，改成是曹操是疑心吕伯奢家里人要图谋他，于是不顾吕家子弟热情招待他的事实，连夜杀了吕家八口人出逃，这个记载里的曹操，很血腥。曹操的动机变了，从正当防卫到因疑心而杀人。但还是有一个事实很清楚，没有杀吕伯奢，因为当时“伯奢出行”。
而在东晋史学家孙盛的记载里，这起刑事案件极其生动，从过程到人物心理，都有记录。首先是曹操听到吕家有“食器声”，是食品器具的声音，于是疑心吕家要杀他，“遂夜杀之”。这发出声音的器具，绝对不是锅碗瓢盆，而是杀猪刀之类的吧。引起疑心的细节有了，杀人之后呢?在“三国演义”里，曹操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时，是没有表情的，而且是杀了吕伯奢之后说的。而在孙盛的“杂记”里，曹操知道杀错人之后，还是满愧疚的，表情是“凄怆”的，说的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
一个“凄怆”，道出了曹操惊弓之鸟后的内疚，痛恨和惶恐，为自己的错误行为悔恨，同时不得已为自己开脱，不像“三国眼里”里，完全是宣扬自己的人生哲学。前者良心未泯，后者泯却良知。孙盛没有见过现场，但他对曹操心理的把握，还是有道理的。其实孙盛笔下的曹操，比演义里的曹操，心理层次更丰富，更细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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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盛的记录，还是肯定一个现实：曹操没有杀吕伯奢。
从刑事案件的角度而言，曹操杀吕伯奢是冤案，但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而言，却是妙笔，把曹操的狠，全盘托出。
至于这起案件，到底是曹操正当防卫，还是曹操疑心杀人呢?很难说清了，可能曹操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故意污蔑吕伯奢家的人抢劫也有可能，随着曹操政权的灭亡，后面的人才敢记录真相，也不是没有可能。
在文学上，曹操滥杀已是铁案，而在史实上，则是个疑案。当然不要紧，文学的归文学，史学的归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