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其所变之法绝对是有超前意识的，可以说这套方案中已经可以看到三权分立的影子，下面，我们就来细细的看看商鞅的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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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的最大一个优势，那就是军政分离，既军事指挥官不再完全依靠国君宠幸程度来任免了，一个军功制度的国家里，没有任何军功的人是无法带领一支军队的，这样一来，可以保证军队素质的稳定性，维持了国家的力量。不能说，军事力量是国家生存的基础。一个国家要长久，其军事基础必须牢靠。同时，法制社会的建立，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秦孝公的儿子，后来的秦惠王在当太子的时候，曾经就犯法，也曾经被正法，因此其国家机构稳定，任何人都不敢以身试法。朝廷官员不尽心，百姓有权利上书朝廷罢免官职，这样一来又保证了政府机构的廉洁性。已经有了三权分离的基本现象，这样一来，国家抵抗风险的能力就增强了，不会因为一个国王的懦弱无能而毁了整个国家。
秦国自公元前356年，孝公以卫鞅为左庶长变法革新。制定严厉法令，以法治国，奖励军功，鼓励耕织。孝公十二年筑咸阳城，十三年（前349年），乃自栎阳徙都咸阳。变法前后共八年，实际上只用了七年多，秦国便有能力筑造新都，可见变法成效之迅速，更见自力更生之生命力。在此间，除了秦国在公元前359年伐韩夺少梁城外，国土没有增加一毫，全是在自家土地上变着法儿增加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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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另一个成效，那就是让有限的资源全部活了起来。这如何说起呢？老秦国轻商业，国家富有了，在封地内，贵族享有封地所有权，这意味着封地内所有的赋税都交由封地主，而这些地主又不从事商业活动，自己吃用又花不完，因此有钱有粮食都是攒在自家地里，可以说，这些钱都是死了，无法进行再投资再生产。而商鞅变法后，贵族封地只是领取少量的税赋，其余的上缴国家，由国家决定再生产再调控。国家可以下放给农民，而农民是最实际的，他们本身收益不多，没多少钱和剩余粮食，他们有钱的时候会想着扩大再生产，买地买种子，这样一来，钱就活了。整个国家一个活字了得，一个国家强盛与否不是外部可以决定的。完全依赖内部的政治。秦孝公登基元年，商鞅入秦，秦孝公五年变法方开始实行，可见，这前期准备多么重要，多么的困难重重，其困难无非是这个与那个的利益冲突。
天命是可曰，在人为，定于天。决定一个事物成功与否的，在于人的谋划以及机遇。秦国变法年间，正值魏齐争霸中原，中原各国都围绕在这两国周围进行纷争，秦孝公抓住机遇，以主动出击，积极防守的姿态在秦国外围建立了一道道防御圈。更是在变法成功后，魏国为齐国所击败，上将军庞涓战死，铁骑损失怠尽，秦国趁此机会，重夺河西之地，收复函谷关，据崤函之固以临天下，走出了一统天下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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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秦国在那个时候只是屹立不倒，离一统中国还很遥远。正如秦惠文王所言，秦与之较，胜其一国，略比肩于两国，三国则一败涂地。可见，秦国的综合国力在当时只是比其他国家稍微强盛一点点，如果同时对上两个国家，就没有必胜可言。当然这个数据还是一直在变动的，因为中原各国于之后还出现好几个超级大国。在经济民生上，秦国不如齐国，甚至也赶不上魏国。对这两个国家，秦国有军事上的优势。对于赵国，秦国虽然有经济上的优势，但秦国军事力量尚不是赵国阴山铁骑的对手。因此，秦国当时对于其他任何结盟国家都无可奈何。秦惠文王时期，派兵夺取巴蜀，拓地千里，之后方才确立了在经济上一家独大的优势地位。在其间，能与之比肩的只剩下齐国，赵国了。（秦惠文王后期，赵国为武灵王执政，齐国为宣王执政，这两个国家也是当时的超强战国）。秦武王死后，秦国国君待立，昭王为赵主父所立，秦国始有二君。这侧面证明了当时的秦国并非是一家独大的局面，赵国甚至可以干涉秦国内政。这说明了一件事。一个自力更生的国家是无法被灭亡的，但却也不是独揽乾坤的。把自己的力量完全释放可以保卫自己，但仍然有瓶颈，那就是别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自己在发展的同时，别人也在发展。更应了秦孝公说的一句话，一个国家在没有经过内乱以及连续的重大打击外，是不能靠外力将其灭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