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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元年，陕西大旱，澄城是全省受灾最严重的地方。县令张斗耀不仅不赈济灾民，反而催科甚酷——他之所以敢这样干，一方面，他知道国家对官员的制度性要求早已是一纸空文;另一方面，他固执地相信，只要施以冷酷弹压，无论多大胆的刁民都只得像温驯的羔羊一样任政府宰割。然而，当张知县派出兵丁四处抓人索赋时，终于导致了“民不堪其毒”——原本就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老百姓，在张知县的逼迫下，一个叫王二的人纠集了数百位农民。王二高呼：谁敢杀张知县?众人齐喊：我敢杀。如是者三，这群人冲进县城，杀死了张知县，从此啸聚山林，成为陕北民变之始。官逼民反，历史确乎千百次地验证了它的真实性。
这个故事说明：第一，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再严密的制度，再美好的愿景，随着时光的流逝与世道的没落，最终都会成为镜花水月。第二，基层的溃烂一开始都是不引人注目的，都是统治者自以为不会威胁整体的星星之火。但量变引起质变，当越来越多的基层都陷入了溃烂的怪圈，无论多么体面堂皇的大帝国，也逃不脱垮台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