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公就是这样一位成熟的政治人物，公元前656年举行的召陵之盟，充分体现了他通过妥协的方式，实现了虽说有限但却实在的战略利益的稳重政治风格。当时，楚国兵锋咄咄北上，成为中原诸侯的巨大威胁，所谓“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在这种情况下，当缩头乌龟是不成的，这样保护不了中原中小诸侯，任凭“南夷”四处横行，齐国岂能称为“霸主”。
然而，如果心血来潮，孤注一掷，真的同楚国真刀真枪干上一仗，弄得两败俱伤，恐怕也不是明智的选择。最好的办法是，出面组织起一支多国部队，兵临楚国边境，给楚国施加巨大的政治、军事、外交压力，迫使对手作出一定的让步。如此，既可以压制楚国嚣张的气焰，安定中原动荡的局面，又不必使自己陷入战争的深渊，付出过于沉重的代价。这叫作“全胜不斗，大兵不创”“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战略运用上的“善之善者也”。
于是，齐桓公与楚国方面便在召陵地区联袂上演了一出妥协大戏，楚国承认了不向周天子进贡“苞茅”的过错，表示愿意承担服从“王室”的义务，算是多少作了让步，给了齐桓公所需要的脸面;而齐桓公也达到了警告楚国、阻遏其北进迅猛势头的有限战略目的，于是也就适可而止，见好就收。这种战略上不走极端、巧妙妥协的做法，可能会让习惯于唱“攘夷”高调的人觉得不够过瘾，可它恰恰是当时齐桓公唯一可行的正确抉择。
齐桓公的稳重，更表现为他善于把握时机，算账算得十分精明，从不做赔本买卖，总是用最小的投入去换回最可观的利益，不费多少工夫而赢得充分的好处，不损多少成本而博取漂亮的名声。成本要低，回报要大，这是从事政治、军事斗争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衡量评估任何战略决策高下得失的主要指标。“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绝不是聪明人所干的事情。在战略运用上，与其焦头烂额，不如曲突徙薪。战略利益要争取，但要争得巧妙，争得自然，争得冠冕堂皇。否则，便是犯傻，便是笨拙，落下话柄，留有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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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桓公的高明，就是求稳、求全，善于借力，走间接路线，因而做到名利双收。他让后人津津乐道的几件大事，如迁邢、存卫、救助周室等，都是投入甚少而收益甚大的合算买卖。
譬如，他迁邢、存卫，并不是在邢国与卫国一遭到戎狄的攻击时，便立刻出兵援救，而是当局势明朗之后才展开行动。所以当齐兵姗姗来迟，抵达邢、卫时，邢、卫早已被戎狄攻破，这样齐军就不必去同戎狄军队作正面交锋了，而只需要做点场面上的文章：收容一下邢、卫两国的难民，然后再予以安置抚恤便成了。
如此一来，齐军并未遭到损失，但却赢得了抗击戎狄、拯救危难的美誉。齐桓公本人也几乎成了人们的大救星，歌颂之声此起彼伏，高大形象耸入云霄，“邢迁如归，卫国忘亡”，普天下感恩戴德，全社会讴歌颂扬，这时的齐桓公岂止是“霸主”，简直是“圣人”了!这不能不教人佩服他的老谋深算，收放自如。春秋其他几位霸主同他一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统统黯然失色 !
正因为齐桓公处事稳重，深合中国文化中的“中庸”之道，所以，尽管他在霸业上的成就似乎不及晋文公、楚庄王，然而在后世所得到的褒扬则远远胜过其他霸主。人们一提起他，总是想到他曾“一匡天下”，好像离了他，春秋这段历史就成了漆黑一团，全是子弑父、臣弑君的烂账。幸亏有了这位“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车”的人物，才给人以三分宽慰、三分希望。一个人物能以这种姿态存活在历史上，应该说他没有在世上白混几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