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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家仁恩浩荡，恭顺者无困不援;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明神宗万历皇帝
自朱元璋建立明朝以来，历经十余位帝王近200年的建设发展，明朝已然成为东亚地区最为强大的帝国。而万历年间发生的万历三大征(宁夏平叛、朝鲜抗倭和播州平叛)则再一次确立了明朝作为东亚政治秩序建立者的统治地位。
纵观中国历史，中原王朝建立大国统治地位，不仅与国力相关，更离不开良政国策的辅助。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明朝万历年间支撑万历三大征胜利的基础是什么。
一、政治基础-明朝封贡体系维护地区正常秩序，大一统国策决不允许分裂势力出现
自明朝建立以来，以明朝为核心周边国家为藩属，朱元璋建立起了朝贡与册封关系的国际关系体系即东亚封贡体系。
在封贡体系内明朝与从藩属国之间的关系是册封和被册封的关系，属于一定程度上的联盟关系。正是在这一体系的基础之上，明朝皇帝有义务维持藩属国的正当秩序，并在藩属国受到侵犯时给予军事援助。
同时鉴于中原王朝近两千年来的大一统国策的传承与沿袭，国家的统一一直都是明朝建立以来各项国策的底线和原则，所以明朝才会出现“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这一说法。对于国内出现的任何可能分裂国家的行为，明朝都将采取严厉打击的形式，将分裂的可能降至最低。
封贡体系与国家统一的原则，为明朝三大征提供了发动的政治基础。
二、经济基础-隆庆开关促进经济发展，一条鞭法增加国家收入
受制于明朝初期海禁政策的影响，国家对外贸易只能走官贸的形式，严重制约了民间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明朝财政收入的提升。
随着以农税为主的明朝财政受到土地兼并、皇族授田持续增加，国家财政支出不断攀升的影响，明朝财政日益窘困。隆庆皇帝从国家实际发展角度出发，以经贸角度作为盘活国家经济的切入口，打开海禁对民间贸易的限制，史称-隆庆开关。
由于明朝商品(丝绸、陶瓷等)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地位，为明朝换取了大量的白银流入，以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的七十二年时间估计，全球白银总产量的三分之一都流入了中国，粗略统计约三点五三亿两，巨量的白银资金流入，极大的促进了明朝国内商品经济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而由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期间在明朝推行的“一条鞭法”，也正是在隆庆开关之后借由白银大量流入充斥明朝国内市场后，所采取的一种财税货币化行为。
通过一条鞭法，明朝将所有赋役杂税归为一体合并征收银两的征收方法。使赋归于田，按亩征收，把百姓出役改为官府雇役。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官府巧立名目，征收苛捐杂税的可能。保证了国家税赋征收的稳定，促进了百姓生存环境的好转。
更为重要的是，“一条鞭法”大大充实了当时已经接近枯竭的财政。根据史料记载，张居正去世的万历十年，明朝财政已大大好转，国库盈余已达一千两百五十万两，太仓储备粮食可供国家正常消耗十年之久，为万历三大征奠定了稳固的物质基础。
三、军事基础-万历年间明朝军事实力
明朝国初，以卫所制作为国家军事实力的根本。在全国共设立都司(17)、行都司(3)、留守司(1)、内外卫(329)、守御千户所(65)，兵员最多时达到270万人，为明朝稳定中原，北征蒙古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但自英宗土木堡之变后，积极扩张的明朝军事政策开始转为被动防御，军力也由此开始不断收缩。其后，卫所制逐步被腐朽的官僚阶级所侵蚀，军田成为军官的私产，卫所兵亦成为了佃农，失去土地的卫所兵不堪重负大量逃亡，最终造成了明朝的国家军力根本卫所制的崩溃，进而造成明朝军力的不足。
此时的明朝军力较国初已然大大不如，但国家在军事防务方面所面临的压力有增无减。不论是国内的部分边远地区叛乱、东南沿海的倭乱，还是关外的蒙古、女真地区游牧民族的威胁，甚至是臣服于明朝的外藩都不时需要明朝的投入相应的军事力量以维持这个庞大帝国的统治。
为此在嘉靖年间明朝开始采取募兵制、默许私兵，并辅以征召西南土兵参与明朝的军事行动，以弥补卫所军力不足的窘境。
到万历十年，张居正主政期间厘清明朝所有在编军队数量为981930人，募兵68271人，相较于遍布各地的卫所兵，募兵多集中在江南、广东等东南地区。其中战力最强的当属嘉靖三十八年成立于浙江义乌的戚家军，这支起初兵力规模仅三千人的募兵，在戚继光的严格训练下，凭借当时领先世界的军事训练和装备水平，在对倭寇及北方蒙古的作战过程中未尝败绩，被称为16-17世纪东亚最强军队。
“继光至浙时，见卫所军不习战，而金华、义乌俗称慓悍，请召募三千人，教以击刺法，长短兵迭用，由是继光一军特精 。 又以南方多薮泽，不利驰逐，乃因地形制阵法，审步伐便利，一切战舰、火器、兵械精求而更置之。“戚家军”名闻天下。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
此外，随着卫所制度的崩溃。明朝将领开始大量采用家丁填补自身军力的不足。这些士兵虽然没有脱离军籍，但实际上已经变成边军将领的家仆私丁。其中蓄养家丁最多的当属辽东总兵李成梁，在其担任辽东总兵二十多年时间里，凭借家丁私兵这种类似职业军人的私人武装，取得了“师出必捷，威震绝域”“成梁镇辽二十二年，先后奏大捷者十”的骄人战绩，并成为了明朝后期的主要军事力量。
最后，对于西南委任统治的土司采用征调土兵的方式，补充明朝军力不足的，一方面降低国家军费的支出，另一方面也起到了削弱西南土司军事实力的目的，同时增强了部分土司与国家并肩作战、休戚与共的国家意识。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有四川土司秦良玉带领的白杆军和壮族土司训练的狼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