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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景祺，浙江钱塘人，自视才高八斗，恃才傲物，但是却在科场上的表现却乏善可陈，考了二十多年仅仅是考中了举人，之后便开始云游生涯。
雍正登基后，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雍正派年羹尧带兵前往西北平叛。此时的汪景祺也游历到了西北，在年羹尧的心腹，当时的西安布政使胡期恒的推荐下，汪景祺与年羹尧结识。此时的汪景祺充分发挥了其卓越的拍马屁水平，不仅将年羹尧唤做“宇宙第一伟人”，更是将其与年羹尧和郭子仪、裴度等有着不世之功的历史名人做对比：
“较之阁下威名，不啻萤光之于日月，勺水之于沧溟。盖自有天地以来，制敌之奇，奏功之速，宁有盛于今日之大将军哉”!
也正是因为如此，汪景祺得到了年羹尧赏识，成为了年羹尧的幕僚。
然而，汪景祺的风光日子仅仅维系了两年，伴随着年羹尧因为目无君主、居功自傲、贪赃枉法、结党营私为雍正皇帝拿下，作为年羹尧亲信和幕僚的汪景祺，也逐渐被雍正皇帝注意到。
汪景祺的种种罪过几乎都源自于自撰写的《西征随笔》之中。
明清时期的文人墨客们，大部分都有着记私人日记的习惯，汪景祺也不例外。在其跟随年羹尧的时间里，也留下了大量的私人日记，而汪景祺从中精心挑选出来多篇，汇编成书，取名《西征随笔》，并且将其奉送给了年羹尧。一方面，读书人之间互赠书籍是传递友情的象征，另一方面，汪景祺的文章中不乏对于年羹尧的极度吹捧之谈，实际上也是为了继续巴结年羹尧。
之后年羹尧倒台，雍正皇帝下旨查抄年羹尧的府邸，以找寻年羹尧贪污腐败、结党营私的证据，但是由于年羹尧早已将大量的书信、文档销毁，致使负责查抄的吏部侍郎福敏等人几乎无功而返。在对年羹尧府邸进行进一步的彻查的时候，福敏发现了这本由汪景祺赠予年羹尧的《西征随笔》，而其中的内容让福敏等人是大吃一惊。
福敏等人之所以惊讶异常，原因就在于这部《西征随笔》中的内容使其完全是一本“逆书”般的存在。
这部书中，除了对于年羹尧的溜须拍马，歌颂年羹尧的丰功伟绩外，还如同《雍正王朝》中任伯安那部《百官行述》一样，记录了一些官员林林总总的劣迹行为，同时还有不少抨击时政，诋毁朝廷的言论。除此之外，这部《西征随笔》中，影响力最大的，也是最“大逆不道”的地方，主要有两处处。
一处是《历代年号论》中，对于雍正年号极度负面的评价。
文中汪景祺将“正”作为了“不祥年号”的代名词，并列举了包括金朝海陵王的“正隆”，金哀宗的“正大”，元朝元顺帝的“至正”，明朝明武宗的“正德”以及明英宗的“正统”，这些以“正”作为年号的君王，不是亡国之君，就是将国家由盛转衰的君主，无一例外的受到了历史的批判，而这也无疑是对雍正的莫大嘲讽。
另一处是对于雍正皇帝的老爹，康熙皇帝的诋毁。
汪景祺说康熙皇帝竟然配不上“圣祖”的这个庙号，不应该称之为“祖”，之所以如此完全是满洲人没有文化以及无知的表现。
此外汪景祺更是作诗，用“皇帝挥毫不值钱”来讽刺康熙皇帝。
皇帝挥毫不值钱，献诗杜诏赐绫笺。
千家诗句从头写，云淡风轻近午天。
“云淡风轻近午天”是康熙曾经南巡时写过的诗句，然而在汪景祺看来却是“不值钱”的，这是对于皇权威严的极大挑衅。
于是，当福敏等人将此事向雍正皇帝进行了汇报后，雍正是勃然大怒，《西征随笔》立马被雍正皇帝列为禁书，并称汪景祺为：
“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汪景祺随即被枭首示众，头颅被悬挂在菜市口长达十年之久，足可见雍正对其的厌恶之情，此时距离年羹尧被雍正赐死已经过去了一年的时间，此也表明了雍正皇帝对于年羹尧的余怒未消。
然而，“汪景祺案”所产生的影响力并没有因为汪景祺的死而终结。
就在汪景祺被雍正处死的一年之后，又爆发了另一宗“文字狱”案件，这便是“查嗣庭科场试题案”。
由于汪景祺和查嗣庭同为浙江人，这直接让雍正对于浙江读书人的印象是大打折扣，在批判汪、查二人 “笔之于书，肆其诬谤”的同时，更是对浙江士大夫读书人进行了全面的否定：
“挟笔墨之微长,遂忘纲常之大义。”
于是，雍正将汪景祺、查嗣庭的罪过，强加于浙人之上，由全体浙江的读书人来为这二人的忤逆行为来“买单”，从雍正四年(1726年)起停止浙江全省的乡试和会试。
“似此无耻不法之事,查氏子弟如此,必系浙人习以为常,不但藐视国宪,亦且玷辱科名,应将浙江人乡、会试停止。”
之后，经过以浙江巡抚李卫为首的全体浙江官员，包括浙江的地方官以及浙江籍的在京官员的共同努力，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雍正皇帝下旨：
“明年即届乡试之期,浙省士子准其照旧乡、会试。”
至此，为期三年的浙江科举禁令最终被解除，浙江学子终于可以重新参加科举考试了。
而在雍正皇帝去世后，乾隆皇帝登基，经左都御史孙国玺上书，乾隆恩准，这才才将汪景祺的头颅从城楼上择地掩埋，“汪景祺案”也算是就此宣告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