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桂园、恒大、万科、融创等12家房企，参加完8月20日住房城乡建设部(以下简称“住建部”)和人民银行(以下简称“央行”)召集的重点房地产企业座谈会后，被要求在9月底提交最新的资产负债表，主要包括“三道红线”涉及的剔除预收款项后的资产负债率、净负债率和现金短债比等指标。
2021年1月1日起，监管层将在房地产行业全面推行这一规则：“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70%；净负债率不得大于100%；现金短债比不得小于1倍”，在房地产资金管控层面，监管部门从未如此细致地划定具体临界线。
据获悉，目前各大试点房企尚未进入提交方案的时间点。监管部门提出的这一系列指标，仍未敲定具体细则，各家试点房企还在向监管部门提交反馈意见。
一家千亿级房企融资负责人说道，监管部门的方向在于管控宏观风险，落地到微观，对每家企业影响不一样，但首先影响的是资金方对房地产的预期。
伴随“红线”一同被提出的，还有增强房地产企业融资的市场化、规则化和透明度，形成重点房地产企业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相比此前，监管部门开始将管控指标具象化、量化，形成固定标准。
直接引发房地产资金端管控升级的，是上半年高温不退的土拍市场；但深层次原因在于：在宏观经济复苏的局面稳住后，监管部门在坚持稳步推进房地产长效机制。“主要目的还是希望企业稳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确保‘六保’和‘六稳’。”一位住建系统人士称。
同时，监管部门鼓励房企寻求住宅租赁市场等层面的转型升级，并在后期匹配一系列金融支持政策。“住建部的思路是新增住房开发市场管理，‘堵’的同时还要‘疏’，引导企业往多元化方向转型。”上述住建系统人士透露。
“拼规模速度的日子过去了，未来拼的是深耕和运营”，一位千亿级房企老板感慨。他掌管的公司过去5年通过经营杠杆弯道超车，被认为是发展最快的房企之一。现在，那些风头被抢走的稳健派，似乎正在回到舞台中央。
三道红线
8月中旬，赵斌所在的银行召开一次内部会议，对向来轻车熟路的开发贷业务列出一份“五限”名单：第一，全国百强及深圳十强之外房企开发的项目；第二，开发资金来源于信托资产计划或财富类管理公司的企业；第三，现金短债比低于0.4的房企；第四，资金紧张的激进房企或闽系房企，或涉及重大违约诉讼的房企；第五，总货量剩20%的尾盘项目。
同一时间点，张超正忙着与各大券商机构、银行周旋、求证。
赵斌和张超，一个是某商业银行负责对公业务的资深工作人员，一个是一家港股上市房企的融资总。他们共同的标签是：房地产资金链条上的直接参与者。
工作上的微妙变化源于市场一则传言——监管部门将出台“3、4、5”新规，控制房地产企业有息债务增长，即为房企负债设置三道红线；根据触线情况将主要试点房企分成4档管理；每降低一档，有息负债规模增速上限增加5%。
基于三道红线的指标，监管层将试点房地产企业分为四挡。触及全部三道红线的房企列为“红色档”，有息负债规模以2019年6月底为上限，不得增加；触碰到其中任何二道红线的房企列为“橙色档”，有息负债规模年增速不得超过5%；触及其中任何“一条线红”的房企列为“黄色档”，有息负债规模年增速不得超过10%；“三道红线”均未触碰的房企列为“绿色档”，有息负债规模年增速不得超过15%。
在8月20日央行和住建部主导的座谈会上，12家参会的房企高管见证房地产长效机制的触角开始伸向房地产融资领域。
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是这次座谈会提到的第一个关键词。一位参会人士透露，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由央行牵头制定规则和主推，基本框架与传闻的“3、4、5”新规一致，但尚需补充一些细节。
房地产融资管控，要追溯到更早的2019年5月和8月。张超发现，以往监管部门对房企融资管控思路是根据市场实时信息进行，并未设定固定标准。比如，上一轮管控中，“在公开市场拿地活跃的房企”以及“高价地”是监管部门限制公开市场融资的两个主要对象;而这一轮的差别在于，监管部门用有息负债这把“尺子”划定三大指标，同时设置临界标准。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截至目前，关于三道红线的具体标准说法不一，也没有看到任何文件或细则落地，但已经触发了金融机构内部警报。赵斌所在的银行，尽管尚未接到正式窗口指导，但应对措施也已经启动。进入上述“五限”名单的房企，将被暂停接受贷款申请。
三道红线提出前，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在审批流程中，也会重点关注类似指标。“但我们不会直接敲定一个标准，而是根据企业的资质灵活处理，上下浮动。”赵斌说，如今，一旦三道红线落地，相当于标准已经生成，金融机构没办法自行动态调节了。
资金流向监测
8月11日，上海银保监局公开了一张2100万元的罚单，创下今年以来单笔最大监管罚款，被处罚对象是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违规事实说明中给出的一项理由是：同业投资资金违规投向“四证”不全的房地产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