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作为一种理念，是中国传统哲学最为本质的特征之一，体现了中国古人在解决自我存在、社会发展等问题时所具有的圆融通达的智慧。由此，中华文明在豁达开放、兼容并蓄的胸襟之下，生生不息，传承至今，成为一种独特的文明形态。和合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被广泛接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和合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精髓。
和合：独特的文化形态
所有的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都是经过不断冲刷沉淀的，有一些因子是必然被抛弃的，或者是因为自身特性，或者是因为不合乎时代的要求。总之，这样的选择和沉淀在持续地发生着，由此构成一种文化传统的丰富内涵，而这个披沙拣金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文化特性的确立过程。由此，在人类的文明历史上，有了中华文化、西洋文化、埃及文化、印度文化等不同的文化形态。
天台和合人间文化园园区
那么，什么是中华文化？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传统非常丰富，这种丰富不仅是表现形式上的丰富，而且也是内涵上的深刻。每一个时代的中华文化都在不断地改变，使得我们甚至无法准确判定中华文化是一种怎样的具体形态。《周易》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可能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动态变化过程中，中华文化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当然，既然中华文化成为一种文化形态，我们自然是可以去讨论它的内在特质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其实强调和合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也就是中华传统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形态的最为突出的特性。
2018年5月19日，韩国友城代表团参观和合人间文化园
由此，我们可以说，虽然中华文化在具体表现形态上有着丰富的内容，但是，在这些内容的背后，和合精神成为一贯的传统，成为传统中国人的基本行为方式和价值追求，深入传统中国人的精神内核，由此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
和合：名山的精神信仰
作为中国名山，天台山因东晋章安令孙绰的《游天台山赋》而声名远播，从那个时候开始，天台山的山水神秀就逐渐成为文人雅士所向往的地方，而唐诗之路的出现，则彰显了天台山孕育的这种文化风格的独特性。当然，孙绰的《游天台山赋》中除了对山水神秀的描写之外，更注重的是山水和宗教文化的融合，正所谓“玄圣之所游化，灵仙之所窟宅”。
从此后天台山文化的发展来说，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都视天台山为圣地，佛宗道源的地位由此而确立。因此，在历史上，天台山就是宗教文化的圣地，是隐逸的理想之所，宗教文化和隐逸文化的结合，成为天台山文化意义中最为深刻的内涵。而后，智者大师入天台，其所创立之天台宗，在《法华经》“会三归一”的智慧启迪下，以“一心三观”“圆融三谛”“一念三千”“性具实相”“性具善恶”等基本命题，实现了对于南北朝时期佛教各种异说的融合和超越，其哲学思辨能力可以说完全超越了此前中国古代的所有哲学家（包括出世的和世俗的），正如日本著名哲学家、佛学家池田大作所言：“在佛教史的长河中，如果认为释迦是首先提出佛教根本原理的圣人，那么就可以说，天台（智者）是把这种佛法的根本原理形成一种哲学体系、理论体系的哲人。我认为佛法作为一种理论，在天台（智者）的身上已达到顶峰。”
天台赤城山
逮至宋代，金丹派南宗之祖张伯端，其所著《悟真篇》，在会通三教、道禅融全的基础上，开创了道教发展史上重要的金丹派南宗传法体系，即道教南宗。智者大师的天台宗哲学和张伯端的道教南宗内丹学，虽然在义理层次上是有差异的，但是，作为一种以和合为基础的宗教哲学的表达，两者在各自的传统中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由此，也为天台山和合文化确立了最为坚实的宗教哲学内涵。天台山文化，作为一种和合文化，在历史上呈现出了强大的影响力。
当然，作为一种和合文化特征的彰显，以及作为中华和合文化典型形态的确立，天台山文化则是与寒山、拾得作为“和合二圣”的形象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被广泛接纳密切相关的。
寒山和拾得，作为产生于中唐时期天台山的两个情义笃厚而又行为特立的形象，在历史上受到诸多的关注，而其诗歌更是因为风格清隽自然而受到了历代文人的追捧。但是，在正统的文化界，终究因为其特异性而被排除在外，因此，关于他们的史料相当少。然而，在民间，由于对他们之间情谊的尊崇和喜爱，寒山、拾得取代万回成为中国民间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和合神，从而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影响深远。
这也说明和合不仅是一种文化理念，更是一种精神信仰，尤其是在信仰的基础上，它反映出了普通民众对于和合的期许。由此，清雍正十一年（1733），雍正帝在尊崇和合精神，倡导民族和合、社会和谐的背景之下，敕封天台山寒山大士为“妙觉普度和圣寒山大士”，封天台山拾得大士为“圆觉慈度合圣拾得大士”，并称“和合二圣”。这样，作为和合精神的象征，寒山、拾得成了民众所崇拜并得到“官方认证”的偶像。
2017年11月12日，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之子田中京参观和合人间文化园
诚然，若要谈中华文化，也就离不开儒家思想。天台山虽然是以佛道文化扬名海内外，但是儒学在这个区域中的发展，也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和合的特质。南朝齐大臣顾欢当年隐居天台山，其所代表的就是非常明显的儒道融合的传统，而后来在台州区域的儒学发展中，这种特点被明显地继承了下来。这种继承有着两个非常直接的因素。首先是基于移民的特点，台州境内很多姓氏均是魏晋以来（尤其是南宋）随着北方氏族南迁而来，这种移民的特质强化了和合的必然性，而其基本的文化根源则是儒家的家族传统。其次,则是由于天台山和合文化的传统对于此地的儒学发展产生了极为关键的影响。由此，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台州区域的儒学具有极高的包容性，这也是和合在儒学层面的直接表现。晚清台州学者王棻曾撰《台学统》，该著作收录了自晋以来迄于清末的339位台州儒学人物，实际上就是对台州区域儒学传统的一次梳理，而其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立场就是“不立门户、汉宋兼融”，这就是一种非常明显的和合的特色。而这种和合不仅是对儒学内部观念持包容的态度，对于佛教和道教的内容，同样是兼容并蓄，比如说，佛教天台宗的思想以及道教南宗的思想对于台州区域的儒学思想，就有着比较明显的影响。这种互补融合的态度，在台州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