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支持民营经济的话年年都说，但像近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样直面疑虑，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
不久前，在民营经济大省浙江，省委书记易炼红在杭州调研并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强调真正把企业家当自己人，在情感上做到真心，在交往上做到公心，在制度上做到安心。
事实上，此次浙江省人代会上，也有一项重要议程——审议《浙江省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条例（草案）》。这正是浙江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拓展中小微企业发展空间之举。
盯住一个“法”字，为民营经济锻造稳定之“锚”，浙江在立法等深层次制度建设上，有哪些经验做法？面对复杂环境，企业家有哪些呼声和期盼，浙江如何进一步完善制度、强化执法、规范监督，让企业创业有信心、投资能放心、发展更安心？
（一）
浙江民营经济为何强？
“很多人说因为浙江人厉害。那为何改革开放前没那么明显？这说明人有舞台才能创造事业。改革开放为人的发展提供可能，与之相应的法制建设和营商环境，为干事创业提供根本保障，将‘可能’变为‘现实’。”财经学者、澎湃新闻副总编辑胡宏伟认为。
梳理近年来颁布的相关法律条例，不难看出浙江从制度上支持民营经济的创新实践，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比如，2020年1月14日，浙江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这是全国首部省级层面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地方性法规。
为何要立？因为民企发展有难点有痛点，在市场准入、要素使用、融资促进等方面待遇不平等。浙江先行一步、探索立法，变政策推动为依法保障，为民营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人们常说，制度最能管根本。只要找准了要害，立一个，就能解决一类问题，就能开创一个新局面。
全国民营经济先发地台州，民企占比达99.5%。2020年当地开全国之先河，颁布实施《台州市企业信用促进条例》，以法规形式固化惠企政策、激励政策，引导民营企业走诚信发展之路。成效很明显，2021年，台州成功创建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
结合当地特色和发展实际，温州率全国之先，制定实施《温州市“两个健康”先行区建设促进条例》，用制度巩固破解民企经营模式创新与产业升级、技术变革等现实问题的经验，为全国提供借鉴。
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以来，浙江审议通过10余部与民营经济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包括《浙江省快递业促进条例》《浙江电子商务条例》等，构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破解了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空间在哪里、如何公平竞争等一系列问题。
回过头看，浙江为何能用立法等制度建设破解问题，背后又是何种理念？
归根到底，浙江作为民营经济先发地，很多问题有长期性，从制度上、全局上进行破解，这是现实需求；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公正、公平、公开、透明的法治理念深入人心，因而也能率先开展立法、执法等方面改革探索，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好的土壤。而法治，正是这片“沃土”的根本保障。
（二）
不可否认，眼下仍有不少企业不放心、不安心。开元旅业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陈妙林坦言，近一个时期，民营企业的信心指数较为低迷，很多企业家不敢投资。
在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史晋川看来，目前无论从宪法层面，还是各地、各个政府部门层面，颁布的保护民营企业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条款已经不少了，但企业仍然缺少相应预期，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写在纸上的条文，离落到实处还有差距。他认为，政府部门应当思考，在社会经济运行实践中，对民企保护是否不打折扣，有没有真正贯彻落实法律法规。
事实上，盯住“法”字做文章，浙江不仅强调为民营经济立法，还强调执法、司法、守法等重要环节。从“法制”到“法治”，这是一套全过程、全链条体系。
比如，浙江创新设立杭州、温州破产法庭，总结推广企业破产“一件事”改革，到目前审结破产案件1.6万件, 盘活51.88万亩土地，将法规制度落到实处之时，有力促进了民营经济腾笼换鸟、转型升级。
但发展是一个连续过程，伴随环境和形势变化，自然会产生新问题，浙江作为民营经济先发地，一些问题也较早发生。此外，从法规颁布，到落地实施，再到发挥实效，中间确实还有不少坎。
第一道坎，是配套政策。以《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为例，法律条文是指导性的，要在市场准入、要素使用等方面赋予民企平等待遇，还需建立一套政策体系。为此，2020年开始，浙江省经信厅、浙江银保监局等部门牵头，制定27项重点条款配套政策，包括完善民营企业帮扶纾困和风险应对机制、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协作机制等。
这一过程中，民营企业最怕什么？
政策不稳定。陈妙林坦言，当前有的政策不是想好了再干，而是干了再想，有的政策不能持之以恒，换一个领导换一套打法，政策多变就容易打击企业信心，创新创业积极性也会因此降低。
政策不精准。中基宁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巨乐说，这两年，中小外贸企业日子不好过，政府出了很多帮扶机制、纾困政策，但有的政策像“天女散花”，钱用出去了，企业获得感并不强。
第二道坎，是执行落实。浙江省法学会首席法律咨询专家、浙江大学知识产权与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李永明教授观察到，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浙江很多做法走在全国前列，去年还出台了《浙江省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条例》。但不少企业在创新投入上依然存在顾虑，一方面是知识产权维权成本高、周期长，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存在行政保护现象，如案件处理中的地方保护主义、非法律因素干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