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社会步入了凡有血气必有争心的大争之世，诸子皆以“务治”为标的，竞相一展抱负，以己之学说付诸于政治实践，铸就了中华思想史上的辉煌时代。随后，秦并六国，汉平九州，秦汉之交，实中国数千年一大关键，无论是政治模式还是文化模式，它们在社会结构巨大转型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政治思想与现实治理能否结合得当，对于社会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秦汉之际处于中国历史社会转型时期，从政治上看，秦政法家视儒学如仇雠，秦始皇统治时对其进行严酷打压，儒学一度陷入危局。汉兴，大一统政治和皇权专制的模式承袭秦制，儒家民本思想与专制体制的矛盾仍然存在。
汉初为了扭转长期战乱、社会凋敝的现状，实行清静无为的社会治理范式，因此帝王们多致力于社会经济的恢复，重视民生。到汉文帝时，“五谷丰熟，百姓足，仓禀实，蓄积有余”。在国实民富之后，国家的政治轨道应该投向礼仪制度建设和人文教化之上，移风易俗，使社会进入到合理的状态，也正是政治的最高目的。
在儒家眼中，礼是人的行为规范，是政治结构中、社会结构中的精神纽带及组织原理。“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正是因为礼治缺乏，文帝时期的贾谊曾建言兴礼，肩负起“始治天下”的责任。
文景之世，西汉政权主要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在文化思想上更为崇尚黄老道家的质朴和刑名法术，儒家富民强国的战略因符合社会需求被文帝采纳。但是，对于复兴礼乐文化，现实执政者就表现出目力不及，对现实潜在的危机缺乏敏锐性。在儒家看来，礼义不仅具有外在的规范作用，而且具有内在的精神价值取向，如果长此以往“以礼义治之”，就必然会化民成俗从而“迁善远罪”。
真正的法治，只有在礼的政治、社会的精神纽带中，才可运行而不匮。在封建社会的现实下，“礼”的移风易俗的优势是“法”所望尘莫及的。表面上，汉文帝是由于“谦让”，又因为朝廷重臣们的阻碍而使两次兴建礼仪的计划搁浅，实际上，这恰恰表现出他们崇尚黄老之学而反对儒家人文精神的实质。
从汉初的几位丞相来看，汉高帝令“萧何次律令”，曹参“其治要用黄老术”，陈平自少“治黄帝、老子之术”。这充分表明，此时的汉廷“黄老”思想正盛，儒生兴建礼乐教化遇到阻力本在情理之中。
黄老刑名思想是将老子提出的重自然反人文主义的基本原则运用于治国，其基本精神是以人为自然而反对儒家人文主义，因此儒学遭受了极大的偏见。文帝时，汉廷重臣大多为“一曲之士”，更加重视以刑罚控制“已然”之局，缺乏“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的识见。
儒学在秦朝曾遭“焚书坑儒”之厄，到西汉立国时仍然惨淡经营，不仅难以引起汉廷的重视，更甚至于不断遭受排斥。实际上，秦汉之际正处于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时期，在“大一统”趋势和要求逐渐明朗的同时，儒学与皇权专制的体制进行了长时期的磨合，也可以说是博弈，在某种程度上，也曾发生过曲从于皇权的事实。
董仲舒将“王道”与“天道”融为一体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毫不讳言直指秦政弊端。秦朝纯粹以 “刑罚”操控臣民，导致社会贫富差距加剧，又废弃人文教化，致使社会风俗败坏不堪，社会上“强奄弱，众暴寡，富使贫，并兼无已”。正因为汉初缺乏合“礼”的制度，导致富者愈贪利而，贫者日犯禁，必须立法来限制富贵者与民争利。
董仲舒构建的经学哲学体系，核心目的是重新树立起天的权威与信仰，重新确立人的尊严与地位，其政治思想基石首先立基于大一统。董仲舒“春秋大一统”思想应用到汉武朝现实政治层面，便体现在对国家政权一统方面的主张，他强化“君权天予”，在汉代第一次树立起君权授命于天的思想体系。
汉文帝以来，诸侯国的发展壮大就不时地对中央政府构成威胁，景武之际，诸侯国或求自立或觊觎皇位，此起彼伏的叛乱与中央集权体制日趋完备的西汉政权的矛盾十分尖锐，实为社会政治中最为不安定的隐患。董仲舒力倡“尊君”恰好反映出他深知政权统一与思想文化统一相辅相成，唯有中央政权稳固才能使“天下有道”成为可能。
汉武朝确立儒家思想为立国精神，不仅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更是为了顺应既“富之”则“教之”的社会发展逻辑。儒学由民间学术一跃成为官方学术，得到了官方与民间双渠道的弘扬，内容发生了质的转变，纲纪观念浓重，呈现出强烈的威权政治色彩。
在孔子看来，六经”有益于教化社会人心从而实现大治天下，因此“六经”在汉代再次盛兴并受到“独尊”之礼遇。汉武朝独尊儒术最见效用之政策就是兴办学校教育和完善博士制度，这直接为朝廷养士和选贤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力量，从而有效地解决了汉兴以来人才匮乏的吏治危机。
西汉政权确立“学而优则仕”的择吏取向，这就给社会一般人士或下层人士提供可以通过学习儒家经典从而博取功名、出仕入宦的途径。汉武朝推崇儒学不会仅仅看中儒学“便于帝王专制”，也不会只是作“表面的文章”，其真正的意义更倾向于创建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儒家教育对中国政治文化最具意义的冲击并非体现在文官制度上，而是体现为对知识分子政治作用的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