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荣庆之于张百熙,奕奕劻之于瞿鸿机,铁良之于袁世凯，都是这种争夺的具体表现。一方面是掌握着最高权力的皇宗贵胄惟恐大权旁落,“鼎祚潜移”,而拼命想借“预备立宪*之名推行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则是地方督抚(实力派)要“划分中央与地方行政权限”实行责任内阁制,以削弱君主与王公大臣的权力。
一方面是皇宗贵胄拼命排挤汉族官僚,剥夺汉族官僚的某些职位和权力,另一方面则是汉族官僚竭力培植各自的势力和各种社会关系，与之对抗。一些过去被摈弃于仕宦门外的士绅,也想伺立宪之机,谋取一官半职。
透过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满与汉等诸种矛盾和冲突，是改革与传统的对立,改革与既得利益的冲突。梁启超指出:
清政府“号称预备立宪改革官制,一若发愤以刷新前此之腐败,夷考其实，无一如其所言,而徒为权位之争夺,势力之倾轧。藉权限之说以为挤排异己之具;借新缺之立以为位置私人之途;贿赂公行,朋党各树,而庶政不举。对外之不竞,视前此且更甚焉”。
在新政的推行中,贿赂、请托,勒索、钻营、排挤,倾轧,各种卑劣的心机与手腕都无所不用其极地施展出来。
有人慨乎言之：
“自明降谕旨改革官制以来迄于今日,大小臣工,徘徊瞻顾,虚悬草案,施行无期,而昏夜乞怜,蝇营狗苟,其风益炽。清议不足畏,官常不足守。上则社鼠城狐，要结权贵；下则如饥鹰饿虎,残噬善类。"
这一点，清政府在濒临灭亡之际颁布的《实行宪政谕》中说得更清楚：
“政地多用亲贵,则显戾宪章；路事朦于佥壬，则动违舆论；促行新治,而官绅或借为网利之图;更改旧制,而权豪或祗为自便之计；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司法之诏屡下,而实无一守法之人。驯致怨积于下而朕不知,祸迫于前而朕不觉。”
结果愈改愈乱,愈革愈糟，从内部加速了清王朝的解体。这是清王朝所不愿看到的结局，但又是它一手造成的。历史有情乎? 无情乎?
结语
综上所述，满清的新政不仅没有挽救他自己，而且加速了他的灭亡。新政的实施对外是为了应付外界舆论谴责与革命党的责难。对内是压制新型政治集体的崛起，和罢免掌握实际权力的汉官（张之洞已经去世，袁世凯被罢免).清政府终究缺乏彻底改革的勇气和能力，新政实行方式方式也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因此，满清退出他历史的舞台已经是必然的了，中国的资产阶级迫不及待开始登上他的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