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0年的一天，湖北通山县令井浚详的师爷唐孙镐突然宣布辞职，并告诉东家，自己将赴上级衙门递交一封呈词。井县令要来这封慷慨陈词的文章，读罢胆战心惊：跟随他数年的幕僚竟写出如此犯上之词。
事情缘起于《大义觉迷录》刊发之前，雍正曾下过几道谕旨，命令全国的读书人讨论对吕留良的处理意见。如今我们已经难以忖度皇帝的真实用心究竟是为了“引蛇出洞”，还是仅仅彰显一下他兼听则明的帝王风度，但那些投机的士人看到了机会：如果响应皇帝的号召，便很可能得到青睐，一步登天。于是一个叫诸葛际盛的福建泉州士子跳了出来。
载有诸葛际盛檄文的邸报送到了通山县，身为师爷，唐孙镐也有机会读到这封落井下石的檄文—攻击吕留良及其后人私藏日记、诋毁大清，并找出历史上姓吕的坏蛋，以此否定吕留良的人格。唐师爷反驳说，如果他事先就得知吕留良私藏逆书，为何当时不检举，单要等到朝廷通告天下才跳出来讨伐？而且他同样找得出品德俱佳的吕姓之人，来证明吕留良的可贵。
唐孙镐在呈词中提议要和诸葛际盛在勤政殿前当面对质，希望皇帝最终能够赦免吕氏一门，焚毁吕的邪说，保留余著，那么上自公卿下至庶人，必定同声称快！他最后说，自己为吕留良辩护，并非因同乡之谊，而是出于道义和一个士人的良知。他以古代诤臣仲山甫和魏征自勉，表示宁肯与儒雅的吕氏父子同归地府，也不愿与无耻的诸葛际盛并活于世上。
在后来写给湖广总督迈柱的报告中，井县令描述唐孙镐读罢邸报，“忽然疯狂大作”，嘴里号呼喊骂，无所不至。井县令再三劝告，也毫无用处，接着便发生了辞职事件。大概井县令觉得唐师爷是疯病发作才能解释此事的不可思议，当然也可以稍稍缓解他作为雇主的压力。毕竟，全国的官吏、读书人皆具结赞同皇帝的看法—吕留良罪大恶极，必须开其棺戮其尸；而唐孙镐，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师爷，未受朝廷升斗之粟，却不顾惜身家，以一己之力，解救吕氏一门，如果不是偏执型精神病，怎么解释这种“非理性”行为呢？
至此，井县令必须处置唐孙镐。他向湖广总督迈柱报告，并附上唐师爷的揭帖抄件。迈柱大为震惊，向皇帝上了密折，同时下令将唐孙镐押解到武昌审问。皇帝命令将其秘密处决，比如杖毙，此事就当作没有发生，上奏的事也不要告诉县令，但如果井把唐的揭帖传播出去，则必严惩不贷。
迈柱的回奏颇有意味，他说担心杖毙招人耳目，恰好唐孙镐在监狱中患病身亡，这真是天不容这等逆天大罪，至于唐的揭帖原稿，已经就地销毁。迈柱自以为工作做得极为到位，皇帝必能领会他的妙意。但唐师爷死亡的真相还是流传了出去，他是被人用沙袋压杀于狱中的。
一年以后，《大义觉迷录》已经颁行天下，浙江天台秀才齐周华再次上疏，为吕氏鸣冤。官府仍使用同一手段，“始以言诱，继以威胁，终命以疯自承”。他拒绝配合，于是被囚禁在狱中，受遍酷刑，直到乾隆即位才出狱。1767年，齐周华又闹出一场大惨剧，被凌迟处死。
吕留良曾经批评：自秦汉以后，士大夫为了取悦统治者，不仅在邪恶面前保持沉默，而且主动同流合污，迎合主子，扩充自己的野心。事实上，有清一代，帝王收“治统”与“道统”于一身；士林遑论教化帝王，且被“帝王经学”缓慢地消解着对“道”的尊奉和理解。通过政治高压、大兴文字狱等一系列治理设计，士大夫阶层的精神日益衰败。而师爷唐孙镐，一如大战风车之堂吉诃德，以一己之力反抗士文化的萎靡败落。作为“被精神病”的一位底层知识分子，他虽然最终冤死狱中，却也昭显着士精神的执著与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