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象来看，隋王朝的灭亡，确实有很大一部分因素是它的“同盟者”的背弃，比如隋炀帝去江都后，显著的例子有杨玄感、李密、李渊、宇文化及、宇文士及等等，要知道，按照李渊自己洋洋自得回忆，他这个隋炀帝的亲表兄和隋炀帝的亲女婿宇文士及，早在四海升平的隋炀帝大业九年，就已经在讨论“天下大事”了。
这个事实也证明，同盟者的背弃根本不是因为隋炀帝的“倒行逆施”或是“三征高句丽”等具体的举措，而是早有“反心”。
李渊在起兵得天下的过程中，一条口号式的原则就是复隋文帝的旧制，包括官职名称的恢复，都是为了争取这部分“同盟者”，而在他争天下的过程中，这些在隋朝份数统治集团同盟的高官们，一样给予了他巨大的助力。
现实是，相对于窦建德、杜伏威这种草莽出身的“地方势力”需要一刀一枪地攻打郡县，而他向只是派出几路区区的“使节”，就能拉来一群“总管”。
等到天下平定，李渊真正倚重的仍旧是自己的“近臣”，而非那些家世荣耀的同盟者们，不久后，又发生了玄武门之变，李世民上位，等于是把隋炀帝的一套改革又捡回来。
这不是什么偶然的现象，或是“历史进步的步伐不可阻挡”，而是权力运行规律的必然，“核心权力圈层”+“官僚统治”是中国古代社会维持一个强势政权的必然手法，是由“家天下统治”走向“君主一人统治”的常备阶梯。
之所以前代的隋文帝、隋炀帝、唐高祖在这个道路上走得不如唐太宗远，根本原因就是，唐太宗治国的本钱，根本不是“关陇集团”中家族关系的“千丝万缕”而积累出的“近臣”，而是以其个人为中心在战争中构建的“秦府集团”。
简单地说，杨坚、杨广的核心团队，李渊的核心团队，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姓杨、姓李，以家族为单位，才一步步建立个人关系，而李世民的核心团队，则是因为他是大唐的秦王、天策上将。
两者之间，看似区别不大，但其来源却大有不同，“秦府集团”中既有宇文士及这样的关陇大贵族、先帝宰相，也有长孙无忌这样的落魄贵族，更有房玄龄、杜如晦之类的关东士子，至于关东寒门豪强出身的，则是不胜枚举。
本质上讲，这个贞观功臣集团，从一开始，就是“官僚化”的，是功能化、个人化的，等于是，李世民在曾经的系统之外，另开了炉灶，关陇集团的逐步衰落，也就是必然的事情了。
之后的高宗、武则天时代，大肆屠戮高官，造成了官僚系统的更新空前活跃，使得关东士族、寒门纷纷进入政权，依赖着“不变”而维持自身特殊地位的“关陇集团”才一步步走向了坟墓。
说到底，在西魏、北周构建同盟者的利益共同体时，画的圈子太大，为了保持政治话语权，他们宁可在日后的统一战争中，以及之后，顽固地坚持“关中本位主义”的路子，这本质上与皇权的大一统诉求就是相逆的。
所以，说它的影响大，毋宁说是这个池子里的人影响大，而不是这个集团整体的声音有多么的大，起步的时候，自然是要笼络之，尊崇之，真等到皇权成气候了，有替代人选了，终究是要踢到一边去，只不过这四代的易代速度太快，这个过程往往刚刚起步，就已经被新朝终结，直到唐太宗之后，万事俱备，自然一切凉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