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为大唐盛世唱响赞歌的诗人不计其数，捧着唐朝精美瓷器的收藏家们甚至公开叫嚣：“大唐时代的平民是世界上幸福感最高的老百姓！”而各种大唐电视剧的热播也让各种憧憬着穿越的少男少女们恨不得在梦中穿越回到唐朝，体验一把唐朝人民的幸福生活。然而，大唐真的如同想象之中的那样美好吗？
孤立于狂风之中的“诗圣”杜甫发出了这样的高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然而这句充满着悲愤之情的诗词却被某些唐诗学者认为在“卖惨”博取名声。事实上，真实的“安史之乱”远远要比我们所想象的要残酷得多。而要了解“安史之乱”中普通人的悲惨遭遇，我们不用翻阅史书，只需要读一读杜甫的“三吏”“三别”就足够了。
杜甫的现实主义情怀——以《新安吏》为始
758年，杜甫从洛阳准备赶回华安，此时唐朝20万大军正在相州附近和安庆绪叛军作战，领头的正是著名大将郭子仪。然而杜甫刚刚路过新安的时候，官军却因为内部不和遭到了安庆绪的猛烈攻击，顿时一溃千里。由于逃兵太多，唐肃宗只能下令在新安附近进行大规模的征兵，将当地18岁以上的青壮年全部充军。
要知道，当时的河南附近已经可以说是赤地千里，并且这里经过连续的几场战争之后，这里的青壮年不是战死沙场就是被敌军所俘虏了。因此当官吏在新安城征兵的时候，有人当场提出了质疑声：“这里已经征过好几次兵了，还能有人上战场吗？”而官吏使用冷漠的声音回答围观的群众：“当今上已经下令，凡是18岁以上的男丁全部入伍服兵役。”
此时的杜甫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这些18岁青少年只是刚刚成年的孩子，怎么能就这样送往洛阳呢？但是官府的命令又不能违背，因此很多送孩子上战场的家长们哭得稀里哗啦，直到夜晚降临都没有平息。无奈之下，杜甫只能安慰这些失去孩子的家长说：“你们不用担心，他们这些新兵前往洛阳，不会担任过于危险的工作，只是帮助守军们挖挖城壕、修整护城河而已，并且郭子仪将军爱民如子，相信他一定能打赢这场正义的战争的！”
当然了，这些话只能糊弄什么都不懂的老百姓，杜甫心中也十分沉重：在相州的只是弑父自立的安庆绪以及数千亡命之徒，郭子仪的20万大军竟然能被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再怎么愚蠢的辩护也不能掩盖唐朝中央统治者的指挥无能，因为就算是20万头猪，只要有那么一点点的统一指挥，都能冲入相州城取得胜利了。
实际上，他其实并不想维护腐朽无能的唐王朝，但是却需要人民和国家站在一条线上，所以在《新安吏》之中对唐军的无能极力掩饰，比如把官府的败军说成“归军”，又将这些青年上战场之后将会做的时期说得很轻，然而事实上他也心知肚明：这些青年大部分都是战场上的炮灰，其实人民所受到的灾难和国家所面临的困苦，他都深深地记在了心中。那么问题来了，在唐王朝与人民之间，他更爱谁？或许《又呈吴郎》能为我们揭开这个问题的答案。
《又呈吴郎》——杜甫忧民情怀的巅峰
“安史之乱”结束之后，杜甫的靠山严武不幸病逝，他在成都也呆不下去了，无奈之下他只能离开成都，在蜀中四处漂泊。766年左右，他辗转来到夔州(现重庆奉节)，在当地都督的照顾下盖了一间破草屋，号称“草堂”，并且帮助公家代收附近土地的田租，正是在这间“草堂”之中，杜甫完成了人生之中十分之三的优秀作品。
虽然说杜甫的处境已经很惨了，但是他的邻居比他混得更惨。在草屋的左侧住着一位孤苦伶仃的老妇，为了维持基本的生活需求她每天都会前往杜甫家的院落之中敲打枣树充饥，杜甫自然不忍心将她撵走，任由她采摘鲜枣。后来杜甫的生活稍微富裕一点之后，就将这件破草房转移给了自己的妹夫(也就是诗中的“吴郎”)，自己搬到了距离旧家数十里之外的东屯进行居住。
然而这位“吴郎”却没有杜甫的心怀那么广阔，刚刚搬过来不久之后就将草屋用篱笆围了起来，吓得那位打枣的老妇再也不敢靠近草房了。得知这事的杜甫非常痛心，就为自己的姐夫写了一封家书，在这首诗中委婉地规劝妹夫，这就是著名的《又呈吴郎》。
在这封家书之中，杜甫对这位老妇的关系可谓是无微不至：首先晓之以情，让亲戚不要为难那位每天来自己院子里打枣的老妇，并且暗中指责了他插起篱笆的不妥之处；然后又用老妇的穷苦出发，指出了老妇为何潦倒至此的原因，而诗的最后两句可谓“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可谓是全诗的点睛之笔。
这句话的上半句依然是诉说寡妇困苦的原因来自于国家无止境的“征求”，也就是繁重的税收和徭役，指出了当时唐王朝对人民沉重的剥削以及压迫，而下半句更是由此及彼，将“寡妇”的遭遇引申到了全国，想到国家所遇到的苦难，杜甫不禁潸然泪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