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拜占庭帝国的战略选择和它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紧密相关。帝国地处地中海经贸往来的枢纽地带，因此其外部环境与一定的地缘经济关系紧密相关。瓦西列夫非常重视这一基本状况。因而，这还是一部视域宽广的经济交往史。许多学者非常重视查士丁尼时代的法制史、对外交往史研究，但是瓦西列夫专门拿出一定篇幅来论述查士丁尼时代的商业史。在他笔下，查士丁尼时代的商业史是一部远距离贸易史。这种铺陈的方式让人想起波拉尼关于远距离贸易史的研究逻辑。他在论述拜占庭帝国与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地区的商业关系时首先强调了中介力量对远距离贸易关系的影响。在包括丝绸、香料等贸易领域，波斯则是远距离贸易中介中的最重要力量。
经济交往常常与各民族的文化交往紧密联系在一起。这部巨著强化了这种联系性，囊括了大量拜占庭精神文化生活的历史。瓦西列夫在叙述拜占庭帝国的精神文化生活史时，非常重视宏微观的连续性。也就是说，他在分析过程中，常常把一些人物、事件等相关的细节放置在一个宏大的社会背景中加以臧否。在论述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这一事件时，瓦西列夫首先强调了罗马帝国在4世纪所面临的文化与宗教危机。他认为，从国家层面来看，古老的异教世界已经难以符合现实世界需要，因为人们在精神文化生活上出现了“新的需要”，提出了“新的愿望”；从个体层面来看，研究充当领袖角色的特定人物时，必须“深入其精神生活深处”。
拜占庭帝国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除了宗教信仰，瓦西列夫还在每一章都拿出专门的篇幅来阐述帝国的教育、文学与艺术。在这些领域的史料处理上，他似乎受到了另一位著名的拜占庭学学者乌斯宾斯基的影响。瓦西列夫基本上以他的“拜占庭化”这一概念统摄全书。作为一种历史进程，所谓拜占庭化是指罗马精神与较为古老的文化，诸如犹太的、波斯的和希腊的古老文化相融合的结果，它深刻地影响着帝国在5—8世纪之间的社会变迁、精神生活与文学艺术。瓦西列夫从犹太文化因素阐释破坏圣像运动的分析角度，正是受这一概念影响的结果。就其现实意义来看，拜占庭化所涉及的地区与当前我国推动的一带一路高度重叠。就此而言，瓦西列夫的这部巨著也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些区域的历史变迁，有助于我们吸收拜占庭帝国战略选择、经济交往的成败得失。
【本文原载《解放日报》书评版，2020年04月12日，作者为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