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边的苏州自元以来，在整个后期的中国绘画史的发展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的重要性，经过后代所认为的“明四家”的努力，在有明成化、弘治、正德、嘉靖这一段时间里，更显得突出。
仇英，字实父，号十洲，苏州太仓人。其生卒年不详，木匠出身。人们根据其画作的题款推测，他约生于明弘治十一年，死于嘉靖三十年(1552)。曾徙家苏州吴门，以擅画美人著称。与沈周、唐伯虎等人以诗、书、画著称不同，仇英之引起人们的关注，最主要的原因是其精妙的画作。《红楼梦》提到仇英，主要是指他绘画作品中的人物画，尤其是仕女画。《汉宫春晓》是仇英晚年受嘉兴项元汴委托绘制的作品，约作于1542—1552年间；画心宽30.6厘米，长574.1厘米。这幅作品是当时以江南文化为基础的文人画作中经常出现的与女性生活相关题材和情境的集大成式的作品。
文徵明在《题仇实父“玉洞烧丹图”》中写道：“精细工雅，深得松年、千里二公神髓，诚当代绝技。”在《小楷“赵飞燕外传”跋》，又说每见仇的佳作，便“不觉情丝飞扬”，或“漫赋短句”或“喜而备书全文”。而且“他与仇英合作书画，悉心指导文彭、文嘉、陆师道等人。在翰林院听他辨析画理的陈沂，也因此画艺大进。”
《无声史诗》的作者也称：“英之画，秀雅纤丽，毫素之工，于叶玉，凡唐宋名笔无不临摹，皆有稿本，其规仿之迹，自能夺真。尤工士女，神采生动，虽周复起，未能过也。”“凡唐宋名笔无不临幕，皆有稿本，其规仿之迹，自能夺真。”
董其昌也一再称赞仇英的临古作品：“……位置古雅，设色妍丽，为近代高手第一，”“欲突过伯驹前矣，虽文太师当避席。”嘉兴大收藏家是仇英最为热心的赞助人。他曾邀请仇英驻馆作画，仇英在项家断断续续有十年之久，项元汴之孙项声表在题仇英《秋原猎骑图》中说，“仇十洲先生画，吴赵吴兴后一人，讨论余先大父墨林公炜幕中者三四十年。所览宋元名画千有余年矣。又得性天之授，餐霞吸露，无烟火气习，遂为独绝之品，声重南金。”项氏还提供家藏的历代名迹给他观摩学习，这也是促使仇英艺术上取得非凡成就的原因之一。
这一系列文献资料，除了告诉我们仇英身处于这一文化圈中，不但得到了他们的广泛认同并且耳濡目染之下，画艺更加成熟。在三十岁左右，仇英与吴门派大师文征明，及其子侄文彭、文嘉等都有直接交往。特别是文徵明对仇英的影响。但是资料几乎涉及的都是仇莹的绘画技法多么精湛。而甚少有人提及仇英绘画的思考状况。我们试想一下，以文徵明的地位和学养，围绕在他身边的几乎涵盖了这一文化圈中的所有大家，名家，而与这些长期的交往只影响仇英的绘画技艺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仇英的绘画中基本上都是“订件”，和应酬之作，而许多这样的作品又多和他的挚友文徵明和一些重要的赞助人有关，前文提过仇英在项元汴家中断断续续有十年之长，还有常州收藏家陈官（字怀云）仇英的另一重要的定件人，彭年在仇英为陈官做的《职贡图》中提到：“馆之山亭，屡易寒暑，不相促迫由是获画。”这么长时间有好的宾主交往，那么我们认为他和这类赞助人之间已经能简单的理解为雇佣关系了。
我的这些引证和说明是为了进一步探讨仇英的这类绘画能不能看作“心画”，在对应酬之作和订件的分析和描绘之后，我提出一个问题，在仇英为委托人特别的订件中，在和朋友往来应酬作品中，能不能观察到仇英在绘画过程中的思考，和对绘画语言的处理。在中国，只会临摹古画并无法建立画家的名声。假如，仇英的能力仅止步于技法，便不可能得到文徵明等的提携，和今天的盛名，事实上，他的能力也并不至于此。
从一些系列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仇英是以自己的生命投入到了绘画艺术里、投入到中华文化传统的梯队里，与那些投机取沽名钓誉的文人实难以同日而语。他甘于寂寞，画笔不辍，作品洋溢着人文气息才会跻身于大家行列，很有点像历史上的李唐和戴进，并不是因为地位和身份的改变，而确是以自身取得的艺术成就所带来的某种超越。仇英在世时，作品就饮誉四方，到康熙年间，“先生之迹购者愈多，身价愈重”，以至吴子明认为，在明四大家中，实父“既跻三家而上之，谁曰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