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谋攻篇》有言：“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他强调了在战争中，最好的方法是以智谋取胜，其次才是以外交战胜敌人，最后的办法才是动用武力。在一场战争中，统治集团的谋略和智慧极为重要，一旦缺乏观瞻全局的统治者，那么即便有再优秀和先进的武器都很难取得战争的胜利，这也是明朝即便拥有成建制的火器部队，也敌不过满族的马和箭。
孙子兵法日益没落的明朝
明朝末年的统治完全不能与明太祖、明成祖时期的成就相提并论。虽然明朝统治集团因为“当局者”的身份而不自知，但骑马射箭的满足携其野心而来时，明朝末年的统治弊病全都暴露无遗。
包括统治阶级本身的腐败、民心尽失和将兵不和等问题，正是这些问题导致明朝成建制的火器部队没能发挥出实力，反而被骑马射箭的满族人打败，最后只落得个崇祯帝吊死煤山的惨淡结局。
首先，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集团的不思进取是重要原因。明朝成建制的火器部队的最高所有权和控制权在皇帝的手中，皇帝对包括部队领导者的人选等方面都拥有绝对的领导权，所以军队威力的强弱与皇帝有很大关系。
崇祯自尽
然而，明朝末年的皇帝不是年幼，就是缺乏统治能力，既有喜爱木工的明熹宗，又有痴迷炼丹的明世宗，很少有励精图治的皇帝，即便有万历皇帝这样短时间内上进的君主，一时间也难以修补权臣控制下的朝纲。
其次，民心已散是明朝打不过满族人的又一重要原因。《荀子》有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心所向方为天下所至。
一方面，明朝末年的统治终究没有逃过腐败专权的危害，农民起义也因此不断爆发，蓟州王森领导的白莲教起义、徐鸿儒起义等一时间井喷式爆发。另一方面，火器部队是由农民组成的，一旦农民的不满扩大化和规模化，那么火器部队的武器即便再先进也无法发挥出它的优势了。
徐鸿儒起义
最后，火器部队本身的问题给了满族骑兵以巨大的机会。明朝的火器部队配备的确要比弯弓射箭的满足武器更先进，但是这只是初期，后来随着部队的腐败化日益严重，用以更新兵器装备的资金都被朝中从中截断，时间一久，火器部队的整体实力已然下降。
将帅和火器部队的士兵之间存在严重问题，朝中权臣当道，将领的选拔方式不以能力与否为标准，反而以权臣喜乐为标准，所以将领的能力是一大问题，进而导致部队士兵松散、无纪律。骁勇善战的满族
满族一直以来是一个游牧民族，祖祖辈辈在马背上生活，劫掠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所以他们的战斗力非常强，即便在在明朝火器部队面前也毫不逊色。
满族士兵
满族能够闯进山海关，从一个落后的游牧民族变成统治中原几百年的统一政权，靠的不仅是武力，还有统治集团的智慧等因素。在明朝没落之际，满族人抓住良机，综合武力和外交，最终以马和箭打败了拥有火器部队的明朝。
首先，满族统治集体的团结是打败明朝部队的重要因素。满族的努尔哈赤不仅自己能力非凡，而且儿孙辈都十分英勇善战，比如儿子辈的代善、皇太极和多尔衮等，孙子辈的豪格、岳托、多尼等。
子孙繁盛实际上是努尔哈赤的一大优势，因为最初的反明战争中，努尔哈赤的儿子们个个都获得了赫赫战功，还依靠斩不断的血缘关系将诸系团结了起来。然而，同时期的明朝皇帝却子孙凋零，有的皇帝甚至并非先皇亲子，而是宗室子嗣。
其次，满族善于抓住民心。历朝历代的建立者都深知民心的重要性，他们将民心作为利刃，满族贵族亦是如此。最典型的就是孝庄太后劝降名将洪承畴，孝庄太后还是庄妃的时候，就利用“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方法劝洪承畴归附皇太极，最后竟获成功。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还拉拢汉族地主，许以重诺，为的就是获得民心，减少反明战争中的阻力。相比较同时期的明朝，满族已经认识到民心的力量或许要大于火器部队。
最后，满族的武器虽没有明朝的先进，但满族人的战术在不断地进行着创新。火器的使用虽要追溯到隋唐，但是火器真正震惊世人的是蒙古人的使用，但是到了明朝末年时的使用却逐渐民间化。
孝庄劝降洪承畴
同时期的满族人虽然在火器技术上比较落后，但是战略战术的使用却非常娴熟，松锦之战爆发后，两军陷入胶着，皇太极利用野战奔袭和围点打援的办法，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并突破了明军在辽东的防线。总结
武器是战争胜利的要素之一，但绝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统治集团的能力、民心所向和经济实力等都是必须考虑的关键。而且，就武器本身而言还存在先进与否的区别。
明朝军队虽然配有专门建制的火器部队，但是不能取其长处加以利用，也没有避其短处加以创新，所以明朝的火器部队在满族骑兵面前是很难有胜算的。满族的骑兵虽然缺乏明朝火器部队的威力，但是具备它所没有的灵活性，在破坏明军补给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