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也有女兵传统
在陈汤远征郅支单于的战役中，单于的妻妾纷纷登上城墙，弯弓搭箭与汉军对射，体现了草原女性的善战和勇武的军事传统；随着神州陆沉和胡族政权在中原的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尚武善战成为了整个社会的风尚，而不是一两个人的个别行为。
比如当时的《琅琊王歌词》，就大力歌颂并鼓舞勇武善战的精神风貌：“新买五尺刀，悬著中梁柱。一日三摩娑，剧於十五女。”战士对于精美武器的喜爱甚至超过了美丽的妇女；而《折杨柳歌辞》里的“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跸跋黄尘下，然后别雄雌”，体现了北方胡族儿女善于骑射、马术精湛，而且男女武技都十分娴熟的民族风貌。
鲜卑骑兵
除此之外，由于鲜卑、柔然等北族母系氏族社会的残余之风，让女性大量参与政治和军事活动之中，北魏的太后和她的母系干政就体现了女性在北朝政治中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响力。
北朝的女战士
在这样的情况下，善战的女武士、女将军也频频见于史书的字里行间：比如北魏的名将杨大眼的妻子潘氏就能骑擅射，“至攻战游猎之际，潘亦戎装，齐镳并驱。及至还营，同坐幕下，对诸寮佐，言笑自得，大眼时指谓诸人曰：‘此潘将军也’”，女性的善战尚武不逊于男子；与之类似的有前秦皇帝的妻子苻登毛氏，擅长骑马射箭。苻登将毛氏和军用物资留在军营中被姚苌偷袭。军营被攻陷后，毛氏仍然拿着弯弓、骑着马，率领几百个壮士，与姚苌交战，杀死贼兵七百多人；在北魏民间，也有李小波妹妹这样的勇士：“李小波妹字雍容,寨裳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体现了尚武之风不仅仅是皇族的特权或者专长，而是当时的普遍风气；在更遥远的北方蒙古高原，柔然和亲中原的两位公主的骑射技能令中原人大开眼界：“公主引角弓仰射翔鸱,应弦而落;妃引长弓斜射飞乌,亦一发而中”。
木兰辞
南北方女性的普遍善战，就是《木兰辞》诞生的时代背景。
4.《木兰辞》的时代和历史背景
木兰从军
诚如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历史概论》中所言，“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相比于南朝对北方的被动应战，作为多次冲击并改变中国历史地理和民族分布格局的北方居民，无论是胡人还是汉人，都有着主动而自然养成的骁勇善战之风。那么具体到《木兰辞》的时代，这样的风气就更加明显了。
木兰辞
总体来看，《木兰辞》南北交织、但仍旧是一部北方北朝文学的代表作，而且与北方游牧民族有密切的关系。
《木兰辞》中有很多不属于南北朝时代、属于唐代的词句和现象，比如“火伴”这一称谓来源于《新唐书·兵志》："士以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队正；十人为火，火有长"；策勋十二转其实也是隋唐时代出现的制度：武德七年，唐高祖改制勋官为"十二转"，"十二转"已经达到勋官的最高级别，即上柱国，在此之前是十一转。
但是一首《木兰辞》，如同一个考古发掘现场，里面层叠地累积着各个时代的不同文字，就像一座考古坑道里沉淀着不同时代的文物一样。比如“黄河、黑山、燕山”显然将故事的地理位置定位于北方；“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中的可汗显然是北方民族统治者的名号，最早是柔然、然后是突厥等民族在使用；而木兰的家族在受到征调之后，木兰需要自己准备武器和军备 ，就是典型的北魏和隋唐时代的府兵制特色。
两晋南北朝时代的具装骑兵
虽然有着外族的名字和姓氏，但是无论是云鬓还是花黄，或者木兰当户织，都是农耕民族的文化符号。所以这些细节，体现了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融合与碰撞。这个女子虽然有着汉家女儿的细致和优雅，但也有北方牧民女子的英姿飒爽。这些细节暗示了南迁的游牧民族的汉化，可以看做日后大唐盛世的先声。
5.游牧色彩的淡化与汉族色彩的加强
但是在之后的故事文本中，当中花木兰作为北方外族的英勇善战的色彩被逐渐淡化，她的本性被中性化，乃至于被男性，而她化作为游牧民的色彩被逐渐消磨。其作为北方游牧女战士的善战属性逐渐被汉家女儿的孝道精神所取代。特别是到了宋代，由于北方外族入侵南朝武力不振，木兰这样的女战士，更是成为了民间可望而不可及的传说。由于北方，党项，契丹，女真，蒙古等外族相继兴起。这样一个民间传说中的女英雄，就更不可能被视为外族了，而是被完全归化为本民族的英雄。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佘太君的原型，出身党项羌人的折家将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