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木兰辞》中，有一位有着尚武精神的女英雄木兰。如果追溯中国古代女性参与战争的传统，以及北方游牧民族的风俗和一些文化细节，会发现木兰的故事，其实反映了农耕民族和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融合与交织。一曲木兰辞，就是北魏时代两种文明融合的一个缩影。随着华夷矛盾的加重，木兰身上的游牧色彩的被淡化，后世花木兰故事的流变则体现了不同时代的历史特征对于人们的大众记忆的影响。
1.古代女性参战的传统
每当社会动乱影响到了全体成员的安危的时刻，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包括女性都会挺身而出，捐躯赴国难。在遥远而动荡的殷商时代，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就曾经驾战车、持斧钺，征战沙场、东征西讨；古老的甲骨文卜辞里，就有她出师前占卜求神、询问胜负凶吉的记载；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许国国君的夫人许穆夫人为了挽救危亡中的母国，曾经驾着车马，前往齐国求救，并写下了千古名篇《国风·鄘风·载驰》；到了战国时代，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争程度的激烈化，《商君书》里有关于女子可以编为一队为军的记载：“强壮男儿为一军,强壮女子为一军,老弱男女编为一军,是为三军”；到了战国时代中后期，田单守卫即墨城，以孤零零的两座城市对抗燕国军队的时代，他也将“妻妾编于行伍之间”，以便应急作战；在邯郸城被秦国袭击的同时，李同建议平原君将女性用于守城部队中，“令夫人以下编于士卒之间，分工而作”。
田单曾经用过女战士
到了东汉时代，吴越之人都轻死易发，勇武好斗，喜欢习武用剑，基于这段历史和现实，东汉的赵晔撰写了著名的《吴越春秋》，其中的记载“越有处女，出于南林，越王乃使使聘之，问以剑就之术”，成为了后世越女剑的文学渊源。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里，社会的动荡程度危及到女性的安危，就连女性也会完成社会角色的转变，他们在生理性别上还是女性，但是在社会角色和社会分工上出现了中性化乃至男性化的倾向和趋势。比如在楚汉之争中，刘邦在荥阳遭到楚军围困，于是命令大将纪信“夜出女子荥阳东门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击之”，这里的女性不仅仅是披上了男性的铠甲，而且在社会身份上是中性乃至男性化的。他们在扮演着不属于自己生理性别的社会角色。
纪信指挥女兵们对刘邦诈降
2.勇敢抗敌的南朝女性
到了下一个乱世：魏晋南北朝时代，这又是一个女战士和女英雄横空出世、层出不穷的时代。无论是南朝还是北朝，都有各自的女中英豪。就连文弱的南朝女性，都有勇武善战的一面。
比如东晋时代的张茂之妻陆氏，其夫张茂为沈冲害死，于是他带领自己丈夫的士兵讨伐沈冲，为丈夫报仇；平南将军荀崧的女儿荀灌在父亲城池危机之际主动带领数千勇士突围，搬来救兵解救了城池的围困；在前秦苻坚出师进攻东晋的时候，东晋中郎将、梁州刺史朱序在此镇守；当襄阳被围攻时。朱序的母亲亲自登城观察地形，巡视城防，并亲自指挥家婢和城中妇女增筑一道内城。后苻丕果向城西北角发起进攻，很快突破外城。守军坚守新筑内城，得以击退苻丕。
荀灌娘
这还是南朝的情况，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南朝的尚武风尚，从春秋战国到魏晋时代是有所不同的：如果说春秋战国时代的尚武属于自发和流行的社会风尚的话，那么到了东晋和南朝时代，这些尚武精神属于比较个别的案例。因为根据各地歌风和民乐反映民风民俗的传统来看，根据《乐府诗集·清商曲辞》记载的吴歌和荆楚西曲来看，当时的南方楚人和吴人整体过上了稳定而安邑的定居农耕生活，民风温婉优雅，尚武好斗已经不再是最主要的社会风尚了。
当时南朝的武力支柱和武力担当，主要是北府军这样的北方难民和难民后裔。南朝的一些尚武行为，往往具有罕见和违背世族风尚的特点，比如东晋著名丞相王导次子王恬：“少时尚武,不为宫门所重,后官至中军将军,善围棋,为中兴第一。”可见王恬少年时因为尚武而不受器重。
南朝的生活
这很能反应南朝的整体社会风气并不尚武，《木兰辞》这种奔放的作品，应该不是南人所作。虽然黄陂木兰山自称自己是木兰故里，但是很可惜木兰辞并不是当时荆楚西声的应有风格。
3.骑马射箭的北方女儿
汉代骑兵多出自北方
相比之下，北方地区的尚武之风浓郁很多。连女性都不例外。
从先秦两汉开始，北方地区就有浓郁而充沛的尚武之风：无论是陇西天水地区的“皆迫近戎 狄 ，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 名将多出焉”，还是燕赵之地的“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的幽并游侠儿。由于长期和戎狄融合和交战，这里的居民有着浓郁的胡化特征和生活方式，所以沾染了戎狄的尚武之气；到魏晋南北朝时代，频繁的混战和民族内迁的浪潮，导致了为了生存，北方的居民必须全面性的尚武善战，就连女性也不例外。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除了北方的男儿彪悍善战，就连女性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