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雍正六年（1728年），工作狂雍正帝一如往常，打了鸡血般地沉迷工作、无法自拔，一封不同于以往的造反信却打破了往日的平静。
事后，雍正帝越想越委屈，不但亲自下场怼书生，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主编了一本《大义觉迷录》，确保下发至每一个村村寨寨，做到信息全覆盖。
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气哭雍正的“曾静案”，在这件案子中，无端躺枪的还有一个人：川陕总督岳钟琪。1.又来了吗？造反信
1728年，岳钟琪又一次收到来自民间的投书，劝他“反清复明”。这样的事，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一次，让岳钟琪坐立不安，一边否认三连，一边在雍正面前拼命表忠。
所谓人红是非多，在雍正朝的最后几年，随着岳钟琪备受倚重，政治上与他为敌的，甚至一些单纯“蹭流量”的人群，如同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其中，最让他如芒在背的，莫过于民间疯狂打call的“岳飞后裔”这个头衔。
在以门第取士的封建时代，古人的郡望观念前所未有地狂热，且这个郡望观念不仅仅局限于名门望族，“某某后裔”往往也令人趋之若鹜。如果是在其他任何时候，能够自称“岳飞后裔”，那绝对是岳氏后人的自豪。唯独在手握重兵、权倾朝野的岳钟琪那里，这个标签让他如芒在背，时不时就会被人拿出来“搞事情”。
就在不久前，雍正帝还下了一道圣谕：“数年以来，谗钟琪者不止谤书一箧，甚且谓钟琪为岳飞裔，欲报宋、金之仇。钟琪懋著勋劳，朕故任以要地，付之重兵。川、陕军民，受圣祖六十余年厚泽，尊君亲上，众共闻知。今此造言之人，不但谤大臣，并诬川、陕军民以大逆。命巡抚黄炳、提督黄廷桂严鞫。”
雍正说，这么多年来，在朕面前诽谤岳钟琪的人多了去了，说他是岳飞后裔，要报宋、金之仇什么的。岳钟琪功勋卓著，所以朕才委以重任。川陕军民沐浴大清的皇恩六十余年，忠君之情也是有目共睹的。这个造谣之人，不但诽谤了大臣，还污蔑川陕军民大逆不道。朕命山东巡抚黄炳、四川提督黄廷桂严审。
这道圣谕，一则揣测了谣言的由来，二则表达了对岳钟琪的信任，三则要求严肃处理造谣者。
但这次不一样，这封造反信的内容，吓得岳钟琪离当场去世只差了那么一点点，回过神来后，他立刻拘捕了送信之人，大刑伺候，亲自审讯。
雍正画像2.不仅仅是一个喷子
这封信由一个叫做张熙的人送来，写信之人是湖南的一介书生，名叫曾静。曾静（1679-1735年），湖南永兴县人，号蒲潭先生。屡试不第，以授徒讲课为生，著有《知己录》《知新录》二书。
曾静早年的著作中，就已经带有反清思想，后来偶然接触到吕留良宣扬“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的文章，对其思想大为推崇，于是提笔写下了这封造反信，遣学生张熙秘密送至岳钟琪处。
在有清一代，“反清复明”的声音从未消停过，老百姓悄悄把不切实际的期许放在了岳钟琪身上，谁让他是清朝第一个手握重兵的汉人，又刚好是岳家人呢？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信中完完全全就是对雍正个人猛烈的人身攻击。
信中列举了雍正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佞的十大罪状，又称岳钟琪为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后人，理应揭竿起义，带头推翻清朝统治。
句句戳中雍正痛点，以他最不愿意提及的那些话题，给了雍正一个正面暴击。最关键的，这封信还不是由雍正亲启，而是由别人先看了……
接受过洗脑教育的张熙是一根筋，死不招供，岳钟琪只能改变策略。他夜访张熙，表露自己早就有了起兵反清的念头，特地前来与张熙密谋。张熙果然深信不疑，一五一十将计划和盘托出，岳钟琪立马派人前往湖南，将写信者曾静缉拿归案。
影响了曾静的吕留良，雍正十年被剖棺戮尸3.雍正亲自下场怼书生
雍正也算是从大风大浪中走过来的人，历史上评价他阴险、腹黑、心机，但雍正在这件事情上的表现，却令众人十分惊讶。仿佛，他早年拼命隐藏的那个情绪反复、喜怒无常的人格，又被激活了。
当年从惨烈的“九子夺嫡”中铲除异己、成功上位的雍正帝，一直以来自知即位经不起推敲，但内心深处却无比渴望获得认同。对他来说，曾静不仅仅只是一个人，而是代表着广泛分布的文人群体，代表着对清朝血统抱有敌意的天下百姓。在这件事上，雍正的心态崩了。
于是，史书上留下了雍正帝亲自下场怼书生，以数十条谕旨长篇大论、逐一辩驳造反信内容的记载。如果仅仅只是一桩民间起义被扼杀在摇篮中，雍正帝恐怕眼皮子都不会抬一下，然而涉及到对他个人的抨击，他实在淡定不了。
曾静何曾见过这种场面，吓得连呼自己愚昧无知，犯下弥天重罪。而朝廷经过审理调查后，发现曾静真的只是一介草民，在民间既没有什么根基，也没有一呼百应的能力，连造反信中书写的那些个“罪状”，也只是他从别人嘴里听来的。
事后，雍正越想越委屈，“朕览逆书，惊讶堕泪览之，梦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他说，朕看到这封造反信，惊讶之余，更是流着泪读的，做梦都没想到，天下竟然有人这样谈论朕。
但他也意识到，杀一儆百并不能在民间形成思想认同，为了树立自己的正面形象、争取舆论支持，雍正赦免了曾静等人，并亲自主持编著了《大义觉迷录》，要求“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
在这本《大义觉迷录》里，详细记载了雍正关于对曾静的逐一发问，以及曾静对于自己信谣传谣的招供和“万死何辞”的反省。雍正进而阐述了满清血缘是否正统，从“华夷之辩”到“华夷一家”的治国思想，以及乱臣贼子是对“大义”的违背，进而还发出了“朕之心可以对上天，可以对皇考，可以共白于天下之亿万臣民”的帝王喊冤，真真成就了一部逻辑清晰、辩驳有力的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