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宫众多藏品中，有很多来自社会各界人士的捐赠，故宫特别在景仁宫设立景仁榜，以此表达对捐赠人的感激之情。在景仁榜中，有一个名字难以忽视，他保护国宝的壮举至今被人赞颂，他是张伯驹。
张伯驹倾其一生所藏的文物精品，大多无偿捐献给故宫，故宫的顶级书画，一半是张伯驹所捐。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为人不识张伯驹，踏遍故宫也枉然”。启功评价张伯驹为“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足可说明他在近现代书画鉴藏界的地位。
少年张伯驹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四公子”一说，战国时有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四公子，明末有陈贞慧、侯方域、方以智、冒辟疆四公子，被称为公子的人，绝非只出身名门世家，他们才情横溢、或个性卓绝、或风流倜傥，而冠绝一时。
民国时，张伯驹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被称为“民国四公子”。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张伯驹就像从小说里走出来的男主角，曾见过他的人这样描述，他面庞白皙,身材颀长,肃立在那里,平静如水,清淡如云,举手投足间,不沾一丝一毫的烟火气。
青年张伯驹
张伯驹出生于官宦世家，父亲张镇芳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伯驹自小聪颖过人，9岁会作诗，人称神童。年少时和袁世凯的几个儿子一起在天津新学书院读书，张镇芳期望儿子能在军界崭露头角，因此张伯驹18岁时被送入中央陆军混成模范团骑科，三十岁前都在军界担任职务。
1917年，张镇芳因参与张勋复辟，被逮捕入狱。张伯驹四处奔走，不久张镇芳称病保外就医被送回天津。本来就无心考政治的张伯驹，通过这一系列政治斗争，更加看透了当时官场丑恶，后来他不顾家人的反对，辞去所有职务，帮助父亲打理银行业务，担任盐业银行经理。
唐 李白 上阳台帖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1927年是张伯驹人生的转折点，30岁的张伯驹开始收藏书画、学习书法，研究诗学，31岁时拜京剧大师余叔岩正式开始学习戏曲，从此他把人生投入到一直钟情的传统艺术中。
自1927年到1960年，张伯驹收藏了117件珍贵法书绘画，为了不让稀世文物被盗卖到海外，他凭一己之力斥巨资购入西晋陆机《平复帖》、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唐代李白《上阳台帖》、杜牧《张好好诗》、宋徽宗《雪江归棹图》、范仲淹《道服赞》、明代唐寅《王蜀宫妓图》等珍品。
明 唐寅 王蜀宫妓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历史机遇与父亲张镇芳创办的银行所带来的资金，使张伯驹有能力收藏到大量珍稀法书绘画。
末代皇帝溥仪从1922年开始，将大量珍贵文物以赏赐给溥杰为名，盗运出宫。这个行为持续了大半年，溥仪几乎每天都会将书画赏赐给溥杰，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道“运出的字画古籍，都是出类拔萃、精中取精的珍品。因为那时正值内务府大臣和师傅们清点字画，我就从他们选出的最上品中挑最好的拿。我记得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墨迹《曹娥碑》、《二谢帖》，有钟繇、僧怀素、欧阳询、宋高宗、米芾、赵孟頫、董其昌等人的真迹，有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原稿，有唐王维的人物，宋马远和夏圭以及马麟等人画的《长江万里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还有阎立本、宋徽宗等人的作品。古版书籍方面，乾清宫西昭仁殿的全部宋版书的珍本，都被我们盗运走了。运出的总数大约有一千多件手卷字画，二百多种挂轴和册页，二百种上下的宋版书。”
宋 赵佶 雪江归棹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杨仁凯曾在《国宝沉浮录》记述说很多隋、唐、宋、元的国宝品名并没有出现在“赏溥杰单”中。这些被运出宫的字画共装了七八十口大木箱，费尽周折的运到了天津。溥仪在天津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便是靠着变卖这些历代法书名画来维持自己庞大的开销。后来溥仪逃到东北，将剩下的珍宝运往长春，它们装满七十多支木箱，一直在长春小白楼中安放了十多年。
溥仪从长春逃跑后，这些宝物或被偷盗，明抢，遭到疯狂掠夺和破坏。散失的宝物开始在市场上出现，各地藏家、古玩商纷纷到东北争夺这批“东北货”，最先到达东北进行书画交易的是北京玉池山房主人马霁川、靳伯声、“八公司”等。张伯驹收藏的字画大多是从“八公司”和琉璃厂古玩商手中买到的宫中散出的珍品。
唐 杜牧 张好好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张伯驹能拥有大量资金去购买这些藏品，与张镇芳创办的盐业银行所提供的资金支持密不可分。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是当时享誉全国的中资银行，金融辐射功能遍及长江以北，合称“北四行”。其中盐业银行是四家银行中成立最早的银行，位列商业银行之首。
张伯驹曾写道“一九三三年我父亲张镇芳去世，遗有盐业股票五十万元，但那时股票已步入以前值钱，我以三十万元归天津家用，自己拿去二十万元作为北平家用。我以这些钱购进了我喜爱的宋元字画，以后陆续向盐业透支到四十万元收购字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