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之所以被后人习惯性的称为千古一帝，是因为他的确在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甚至可以说，他对于东亚大陆的历史发展脉络，有着超过秦始皇的作用。很多人都会想当然的将秦始皇的作用拔高，但现在很多被算到秦始皇头上的成果，恰恰是在汉武帝时代定型的。
在习惯上，人们总是将汉武帝与更早的秦始皇相提并论，俗称秦皇汉武。但秦始皇更像是一个理论提出者，搞出了很多可供后人继续开发的理念。汉武帝则是这个大一统集权理念的优秀执行者。他在实际上比秦始皇做的要更加彻底。
秦始皇虽然在表面上统一了七国，结束了中原各地的分崩离析状态。但在广大的地方基层，秦朝就从未建立稳固而有效的统治手段。
秦军每消灭一个诸侯国，都只是将六国的末代王族绑票去了关中软禁。然后将部分有实力商贾也迁徙到自己的本土去发展经济。最后是利用逐步推广的秦制，让普通人到边境做戍卒和劳工。但这对于六国的原有人口而言，比例有限。这也让秦朝在实际上无法动摇六国原本就存在的社会基础性结构。
秦始皇派驻在各地的驻军，只能控制有限的范围。包括六国过去的都城和一些主要城市，以及分布在交通线上的重要关隘。派驻的很多地方官，虽然是秦始皇任命的，却在具体事务的执行中，需要依靠原本的六国土地贵族来帮助实施。因为基层官吏是不可能得到大规模军队的支持，在人生地不熟的辖区也没有习惯性的号召力。
历史上，很多事情都表明，秦朝的实际控制能力要远远弱于今人的想象。比如著名的陈胜吴广起义，发展速度之快，就是后来的很多朝代所不可能见到的事情。而当陈胜等人临时纠集的队伍壮大后，各地就纷纷冒出大批复国者。他们往往是前六国王室的支系后裔，或者就是当年投降秦军的六国地方贵族。秦始皇显然没有足够的脑力和兵力，将这些维系六国社会基础的决定性力量剪除。那也就怪不得他死后，这些人纷纷跑出来发光发热了。
经过了秦末农民战争与后来的楚汉战争洗礼，汉朝接过了秦国留下的霸权真空。秦始皇想建立的理想世界，其实已经宣告破产。先有西楚霸王项羽的分封天下，后有汉高祖刘邦册封的众多地方诸侯王。秦始皇在他人生最后阶段都在努力建设的皇权天下，在这时已被汉初的政客们判定为反面案例。
所以，即便是刘邦继续加冕为皇帝，也注定要安排一套与秦始皇理想不同的政治架构。他亲自将大量的刘氏子孙封到地方，成为王朝在地方上的间接代理人。这些代理人则在自己的独立国境内，享受着类似战国诸侯级的待遇。
同时，还有几个有巨大功劳和影响力的异姓王，被分封到了汉朝在北方和南方的前沿。他们不是刘氏子孙，却在一段时间内也享受着类似的待遇。对他们而言，汉朝的刘皇帝是领袖和恩公，拥有最高权威与终极裁判权。
因而你看汉初的政治与战略布局，一定不会觉得汉朝是在照搬秦始皇的失败实验。很多层面的改动，有着回归当年西周封建传统的意味。
刘邦在晚年大肆打压几个异姓王，最终将全国的大部分地方诸侯都变成了自己的亲戚和子孙。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匈奴势力的恐惧。他非常害怕有异姓王在国内外重压之下，同匈奴人合作，必须花力气去更改自己当初设定的天下布局。
汉高祖死后，汉朝又出现了中央与地方同姓王之间的矛盾总爆。大名鼎鼎的七国之乱，就是同姓王势力对长安朝廷的公开不满。汉景帝虽然靠着总势力压制，很快就扑灭了这次窜上谋逆之举。但汉朝在当时，依然没有要更改旧制度的动力。一直到汉武帝继位时，关东大部分地方依旧是本地同姓王的地盘居多。
汉武帝无疑想永远改变这个现状。他通过推恩令与各种经济改革措施，一点点的将地方王侯的权力与实力消除。同时，也是在为对匈奴的长期战争，做经济上的准备。如果不是将诸侯王的土地打散重分，并将更多富庶地盘纳入郡县直属。那么汉武帝就不可能有“取之不竭”的军费与外交开支。这些巨额收入，让他对中央军进行的史无前例的扩编整训。也让匈奴贵族和西域的城市头领，争先恐后的跑到长安给自己跪拜。汉朝更有很在后来发展成第二个春秋模式。
此外，除了汉朝的家天下体系，还东亚大陆在当时有很多其他势力分布。最有名的无疑是匈奴人建立的草原霸权。这个霸权之下，本身就包含了许多不同族群与政治单位。西域的印欧人城邦群、东南沿海的众多百越小国或部落、赵佗家族的南越国、卫满的朝鲜，以及西南的夜郎和滇国。都在实质上不由汉武帝的税吏所掌控。
汉武帝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将更多非汉朝势力消灭。东亚历史上真正的大一统时代，就是由他一手操办完成的。尽管对于群山阻隔、交通多有不便的西南各土邦，汉武帝时代都不得不暂时撤退。但南越、闽越、瓯越和卫满朝鲜，就在他的统治时期被汉朝以郡县化改革吞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