杠精自古就有,而且他们杠起来能要人命,看古代杠精是怎么杀人的

2020-09-26 09:18:35 作者: 杠精自古就有

汉武帝征伐四方,以致国库空虚,于是想把宫苑所养白鹿的皮强卖给诸侯。一块一尺见方的白鹿皮售价40万钱,相当于明抢。大司农颜异对此不甚赞同,随即被人举报,说他妄议朝廷。酷吏张汤负责审案,颜异被定“腹诽罪”,该死。汉武帝表示同意。

腹诽罪虽是张汤首创,但这种“唯动机论”得从董仲舒说起。汉武帝大兴酷吏政治,但又想要名声,怎么办?那就借儒家圣贤的名义,粉饰屡兴大狱的现实。于是,朝廷每次讨论司法问题,他就派张汤去问董仲舒的意见。

董仲舒的回答被集结成册,叫《春秋决狱》。其中有这样一个案例,某人在打斗中误伤其父。按律,子女殴打父亲要判死刑,但董仲舒认为,如果子女没有加害父亲之心就不该治罪。然而,一到政治层面,儒家的温情全然不见,取而代之的是诛心之论。

淮南王刘安的孙子向朝廷举报刘安谋反,汉武帝派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去调查。刘安没发过一兵一卒,也没任何谋反的迹象,但吕步舒熟练掌握《春秋》“原心定罪”的技巧,于是刘安成为心怀怨恨、结党营私、阴谋叛逆之人,数万人被牵连。

在中国历史上,通过罗织只言片语来还原心理动机,进而判罪杀人的事,实在不胜枚举。胡惟庸案发10年后,朱元璋“忽然发现”开国第一功臣李善长也是此案的主谋,于是李善长被赐死,全家被斩首,株连三万余人。

可这些罪行在朱元璋的手诏和刑部案卷中都找不着,能找着的不是八竿子打不着的琐事,就是明显有问题的证词。比如,朱元璋有次让李善长往偏远地区运茶叶,李善长跟胡惟庸抱怨:天下已定,自己没用了。这些牢骚也被视为谋反的动机。

李善长的一个家奴举报,主人曾与胡惟庸密语良久,想必是“策划谋反”。还有一个家奴举报,主人曾召集官员,对他们说:“请你们到胡丞相家商量谋反的事。”李善长何等精明,怎会随便跟下人说这种疯话?朱元璋又不傻,居然“信”了。

明末,王阳明心学盛行,人人都说要反思本心、迁善改过,还发展出“互助会”:各自剖白内心,在他人的批判下改错,或互寄日记以示改过的决心。可这竟成了给人安插罪名的机会。

年羹尧在贺表中将形容皇帝夙兴夜寐的“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雍正说:年羹尧出身科甲,写成这样一定是故意的。会意的大臣一拥而上,争相弹劾,年羹尧自裁。

文官陆生楠在发配充军途中写了几篇《读通鉴论》,被人举报“借古讽今”。雍正撰文训了他一通,还下令把他杀了,说他所用纸张尺寸小,字也小,可见不是什么好人,科考多半是靠作弊。

如此一来,为免遭横祸,自我压抑成为清代社会氛围的主流,连皇亲国戚也不能幸免。弘历为皇子时好写史论,但从来只写汉唐宋三代,不敢碰元明和本朝史。直到乾隆中晚期,皇位稳固的他才敢正大光明地研究明清史。宗室弘旿听闻《红楼梦》已久,但不敢看,因为《红楼梦》的后40回太过敏感。

见惯雍正、乾隆随意批斗臣下、官员随意互相诛心的社会风气后,学者戴震沉痛地说:“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 其谁怜之?”不过,皇帝杀人真的讲理吗?戴震也清楚,所以他说,尊者、长者无论如何都是对的,而卑者、幼者即便据理力争也是徒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