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战国这五百多年里，中国文化发展迅猛，史学家把这段历史文化称为先秦文化。先秦文化的灿烂，令人神往，诸子百家并起，以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为主流的文化更是流传至今。
而其中又以儒家对后世的影响最大，可以说儒家的思想统治着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在儒家典籍《论语》中记载着，"子曰：士志于道......"译为读书人应当立志追求真理。又有"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译为君子应当有远大的志向。
在这些儒家经典里，不难看出，儒家思想对君子、士等读书人约束很大。儒家思中，士需要有追求世间真理的远大抱负。
随着历史的前行，儒家思想在西汉受到冲击，士阶层从春秋时期的"士志于道"渐渐演变成了"士不免俗"，那么为何西汉、东汉时期在思想上出现了这样的转变呢？
一、西汉官吏倍增，士阶层良莠不齐
1.察举官员增加，俸禄不足
关于这个问题要了解西汉的阶层级别。首先是核心层，以皇帝为首包括王侯、皇室成员等。
第二阶层就是士阶层，这一层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主要是读书人为主，在春秋时期，士阶层是贵族里的底层阶级，因为这个阶层在血缘上与皇室已经没有太大关系。
在士阶层下面还有两个阶层，以普通百姓和奴隶为主，所以士虽然是贵族中的最底层，但是相对具有庞大基数的第三阶层和第四阶层而言，士依旧是许多人难以企及的阶层。
受儒家思想影响，西汉初期的士阶层的思想都以天下为己任，心中存着"士志于道"这样的远大抱负。 坚定心中的道，一心兼济天下，这个阶层的群体是伟大而又寻常的。
然而，历史前行到了西汉中期，此时科举制还未出现，除世袭之外，普通人要想为官只能通过察举制。察举制是一种确立在汉武帝时期的选官举措，由地方官员考察、选举，最后推荐给中央而后任命官职的一种手段。
西汉初期，官吏数量较少，朝廷俸禄足够养活一家人。西汉中期，在察举制这一制度下，西汉的官员人数呈直线上升，最初一县地方官员不过寥寥几个，大家各司其职。后来则发展到一县官员上百名，此时朝廷有了压力。
西汉农业并不是很发达，官员俸禄又是以粮食为主，因为地方官员数倍增长，俸禄成了朝廷的压力。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要么降低地方官员俸禄，要么增加税率，增加税率无疑是在要老百姓的命，所以朝廷决定降低地方官员的俸禄。
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首先地方官员都是士阶层，俸禄下降，凭一己之力养不活一大家子，连家人都养不活，又如何能有兼济天下的抱负。所以士阶层不得不想办法养活一大家子，这么一来所谓的"士志于道"也就难免落了下风。
2、 追名逐利，士再难免俗
《后汉书》记载陈潘所言：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朋友则反驳他说道："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家国为？"
陈潘认为大丈夫当以扫除天下祸患为己任，怎么能在意一个房间的事呢？这里的陈潘思想便是"士志于道"。而他的朋友则认为，如果连一个房间的事都处理不好，又如何能肃清天下。
这里一个房间的事隐喻小事，也可以认为是家事。其实这段记载就表明了西汉士阶层矛盾开始出现，有些士阶层心中依然保持"士志于道"，有些则认为自己的家事都没搞定，又如何心中装着这天下呢？
"家国天下"把家放在第一位，《礼记·大学》也有云：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这些都表明士阶层先要有小家，才能心存治国之道。
这就是西汉士阶层思想上的转变，一屋不扫，如何扫得了天下。长此以往，可在心中的天下大任，士志于道的坚定目标也开始变得松动起来。
再加上察举制的漏洞，选举出来的官员并非都是德行过人的，他们先开始抱着私心，而后迫于现实，一些心中尚有"道"的士阶层受影响也开始渐渐追名逐利，变得世俗起来。
所以说，西汉中后期已经有些士阶层因为种种原因从最初的"士志于道"转变成"士不免俗"，不过这只是一部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思想观点一直影响着西汉，所以大多数士阶层的人心中还有儒家那份追求。
二、政治同化，士阶层不免于俗
1、东汉士阶层政治化
虽然西汉时期士阶层已经有部分向世俗化转变，但是东汉时期，士阶层的风骨尚存，并没有完全消失，当然也只是寥寥无几。
士阶层最大的变革在东汉之后的魏晋时期，魏晋时期的士阶层已经完全世俗化，他们追求名利，没有了先秦时期的风骨。但是史学家认为，魏晋的士族崛起，与东汉中后期士族有着难以估量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