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吸虫病是荆襄一带特有的传染病，一直到解放后才被消灭
血吸虫病主要是由尾蚴污染了水源成为疫水，而人和动物的皮肤接触到疫水以后感染，最终进入消化道，形成消化系统疾病，病重时伤肝并形成腹水，俗称“水鼓”病。
血吸虫病主要发端于水网地区，而荆襄地区的云梦泽又是最适合血吸虫病传播的。得了血吸虫病治好以后，人体就会产生一定的免疫力。
刘备孙权的军队主要是南方人，长期生活在疫区，一来由于得过病，自身产生了一定的免疫力，另一方面当地土郎中有土方可以治疗这些疾病，因此，曹操军中瘟疫流行时，孙刘联军没事。
曹操的军队组成大部分是北方人，也有部分是荆州降军，北方人因为体质原因，刚到荆州，开始主要是在平原陆地上，影响不大，但是一旦上了船，到了水上，接触了疫水，就很容易感染吸血虫病。
《三国志》记载，曹操的军队其实是在巴丘就感染上了“疾疫”，巴丘离赤壁还有一大段距离呢。《三国志.郭嘉传》：后太祖征荆州还，於巴丘遇疾疫，烧船，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三国时代，南方有疾疫，《三国志》其实也有记载：《三国志.郭嘉传》裴松之引傅子曰：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则不生还'。
郭嘉身体不好，非常怕死，郭嘉自己曾经说过，南方有瘟疫，如果自己去南方，肯定会染上瘟疫，不会活着回到许都的。
郭嘉早就知道南方有瘟疫
也就是说，曹操在平定北方的过程中，就知道南方有瘟疫，并且是郭嘉亲自告诉曹操的。但郭嘉偏偏在平定北方的过程中病逝，曹操南征时，忘了郭嘉的警告，因此没有采取得力的预防措施，以至于还未开战，兵士就染病，并造军中瘟疫大流行，战斗力下降。
而曹操在赤壁兵败后才想起郭嘉说过的话，非常后悔，所以才有感叹，如果郭嘉在，提前提醒曹操做好防疫工作，那么赤壁之战的结果就不好说了。
正是因为血吸虫瘟疫流行，军中士兵上吐下泻，身体虚弱，在摇晃、颠簸的船上站立不稳，无法打仗，才促使曹操自锁战船，从而让周瑜火攻的效果最大化。
由于火攻突然，军中兵士又被瘟疫折磨得没有战斗力，因此，当火起时，曹操一看无法有效抵御孙刘联军，因此果断把剩余战船和营寨都烧毁，自己先撤了，让孙刘白捡个大便宜。三、曹操赤壁之败，归根到底败于不懂“地利”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国时代，公认的是曹操得天时、孙权得地利、刘备得人和。
一般人的概念中，孙权的“地利”无非就是长江天险，刘备的地利是川中艰险的蜀道。
但这是狭义的地利，广义的地利除了高山大川雄关以外，还有气候、风俗等其它的自然因素。
血吸虫瘟疫让曹操自锁战船
荆襄地区因为北有云梦大泽、南有山林丘陵，本来冬天就易产生东南风，这对荆襄人士来说，是习以为常了。但是曹操不知道荆襄有着特殊的气候条件，因此对周瑜的火攻之计缺乏防范意识，导致疏于防范，没有制订应对火攻的预案，结果黄盖一发动火攻，曹操就立即溃败。
《三国演义》里对血吸虫引起的瘟疫没有多说，只说是士兵不习水土，也就是水土不服，从而导致疾病流行，对瘟疫定位不准。
因为水土不服是生理习惯问题，一个人离开自己习惯的地方，到一个新的地方时，由于水土的变化，导致消化系统不适应，因而产生身体不适。这种不适简单用药并适应一段时间就会改变，不会长时间不适应的。
曹操是建安13年七月南征刘表的，九月到达新野，十二月才发生赤壁之战。一般情况下，有三个多月的适应时间，水土不服问题会被克服的。但曹军是北方的旱鸭子下水到了巴丘一带开始才爆发疫情，而不是刚到荆州就染病。这说明根本不是水土不服问题，而是在水上染上传染病。
但是在曹营中，由于荆州新降，降曹的文官武将都在地方任职，很少有人在曹操的中军大帐供职，因此没有当地有份量的人及时给曹操提建议（当然提了也未必采纳），导致曹操对流行于军中疾疫一直不明就里，北方的军医也不能开出有效的药方，这导致被感染的人越来越大，战斗力越来越差，曹操与周瑜第一战就战败，不得不在赤壁北岸安营扎寨，边操练水军边治病，以图恢复战斗力。《三国志.周瑜传》：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
正是因为曹操不了解疫情的根源，军医药不对症，导致只能在江北扎营，从而给了孙刘联军缓冲时间，也给孙刘联军火攻创造了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瘟疫对打败曹操所起的作用是不是比东南风更大？
不懂“地利”，让曹操赤壁大败，事后痛哭郭嘉
综上分析，不管是东南风也好，血吸虫瘟疫也罢，这对南方的孙刘联盟来说，是非常熟悉的自然条件，也是非常有利的“地利”因素。而曹操来自北方，不熟悉南方的气候，不知道南方荆襄一带由于云梦泽的存在，冬天常刮东南风，导致对火攻缺乏防范意识，给了刘备孙权以可乘之机。而南方流行的瘟疫病源主要来源于“疫水”，来自北方的曹操更不懂，了解这一情况的郭嘉死得早，导致曹军染上瘟疫后药不对症，不仅没有抑制瘟疫，反而让瘟疫折腾得战斗力严重下降。在孙刘火攻得手后，曹操无心恋战，自烧战船而遁逃。
但是曹操对赤壁之战大败是不服气的，他在败逃回许都后，次年三月就再次南下，不过这次目标不是荆州而是合肥。他在给孙权的信中，就不承认赤壁失败是周瑜的火攻之计，而是认为瘟疫导致自己战斗力下降：《文选.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昔赤壁之役,遭离疫气,烧舡自还,以避恶地,非周瑜水军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尽谷殚,无所复据,徙民还师，又非瑜之所能败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