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封建历史过程中的五代十国时期，虽然其属于一个军阀各郡混战、社会处于一片混乱的状态当中的时代。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五代十国其实也是一个不破不立的重要封建时期，最为明显的就是，五代十国其实是唐朝中后期以来，武将政治发展到高潮的具体表现时期。
同时，五代十国也是武将政治发展到高潮之后，不断转向衰落的重要时期，在这个阶段当中，中国的封建历史时期逐渐展现出了一个全新的发展局面。
比如，唐朝时期及其以前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存在的那种贵族政治，便因为门阀士族在五代十国时期的混战当中纷纷走向衰落而终结。
在贵族政治逐渐走向衰落之后，唐朝中后期以及五代前中期强大的武将，也逐渐被封建制度的发展和演变开始淘汰。
因此在五代十国的末期，也就是北宋政权建立的前夕，中国的封建社会逐渐酝酿出了一种稳定的文官政治思想。这种文官制度对于中国此后封建历史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此我们说五代十国在中国封建历史时期，具有非常重要，并且深远的历史意义。北方的五代政权一直被认为是武将政治，以及军阀割据现象的典型代表。
但是笔者认为，实际上南方割据的十国势力，实际上在五代十国这个历史时期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同样不容忽视。
一直以来，历史学界一直将研究的视角集中在北方黄河流域交替产生的五代政权，并且依据五代政权中所存在的典型封建军阀特点，以及唐朝后期的深渊历史影响。
将五代政权的发展特点及其演变规律，一直代替为整个五代十国时期的历史发展演变现象。笔者认为这种以偏概全的研究现象，实际上并不能够完全展现出五代十国的整体面貌。
作为五代十国时期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十国，固然也不能够被忽视，十国虽然在整体的军事实力上与北方的五代政权有着明显的差距。
但是，除了军事实力以外，像经济发展实力、政治体制、思想文化等方面，都展现出了唐朝之后更加发展的封建社会状态，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
与此同时，十国作为当时中国势力范围内的南方割据势力，其实在其割据现象的形成过程中，还是展现出了非常明显的规律性特征。
比如，十国虽然大部分在南方地区形成了割据现象，但是其貌似并没有和北方的割据势力形成完全断裂的表现。
甚至在唐朝尚未灭亡之前，南方就已经酝酿出了由中央政府任命节度使的政治现象，五代开始之后，南方十国也有不少帝王也是经过北方五代政权的皇帝进行册封才最终形成的。
由此，可以看出，南方十国割据现象的形成是和北方的政治势力分不开关系的。
唐朝中后期，由于中央政府对于地方藩镇势力的控制不断减弱，再加上黄巢大起义的致命冲击，使得唐朝末期的藩镇割据现象不断加重。
我们都知道，安史之乱在经过唐朝中央政府的妥协之后才最终完成平定，这种平定叛乱的胜利，实际上中央政府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十分惨重的。
比如，在进行安史余众的安抚和待遇上，唐朝中央政府完全是将整个河朔地区作为了安置他们的基地。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唐朝安史之乱以后，河朔地区一直都是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或者时叛时和作为频繁的主要原因。
唐朝末期，北方地区这种严重的藩镇割据现象愈发严重，甚至伴随着中央政府政治和军事权威以及管控力的减弱，藩镇割据的现象已经大面积扩散。
原来一直作为唐朝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的江南地区，实际上也进入了藩镇割据的现象当中。在唐朝末年实际上就已经出现了许多由皇帝任命的，具有很大离心力的藩镇节度使。
比如南方十国之一的前蜀的领导者王建，其在唐朝末年实际上为壁州刺史。在公元891年，王建就已经在中央政府势力衰微的情况下进行了肆意扩张，王建先后攻占了西川、东川等地，其实际上所控制的地区远比自己身为刺史的管辖地大得多。
吴越政权的建立者钱镠，在唐昭宗时期就被任命为了镇海节度使，后来扩展为镇东节度使，其军事力量也在不断壮大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