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林格尔
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地名屡有更动，重名亦或时有。加之过去史书中之《地理志》部分，受时代条件限制(如交通不便、地图不精确等),失实之处在所难免。因此，我们现在要把千百年之前的地名沿革一一核实，困难很多。
就以“云中”、“大同川”两地来说，《辽史、地理志》、《明一统志》、《山西通志》三书均不加考证，主客臆断地把今山西大同地区(包括市、县)说成“本大同川地”,而且穿凿附会地引证“战国时赵武灵王在大同川地置云中县”。后之读史者，依据上述三书，误认为今山西大同地区之称“云中”始于战国，经历两汉；又认为大同县即在“大同川”。
其实，这是张冠李戴。考证古今地理，不能单凭某一代的《地理志》,还应参照历史事件、战争活动、交通道路、地图方位以及由山川形势，相互印证，综合考究。
依据上述原则，可以先考“云中”的历史情况。首先，简略介绍一下大同的名称沿革：大同，在秦以前称什么县，目前还找不到史料，不敢杜撰。有史可据者，汉至北魏称“平城”,北齐改“太平县”(城名“恒安镇”),北周改称“云中县”,隋改“云内”,唐又改称“云中”,辽始称“大同”至今。
据此，今山西大同之称“云中”自北周始。那么，北周以前的“云中”在何处？请看下列史实：
托克托
一、《史记》:“赵武灵王二十六年，攘地北至代，西至云中、九原。又尝欲将士由其境(指代、云中、九原)直南袭秦。”根据这段记载，战国时，赵武灵王所扩之代、云中、九原，显然是三处地方。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代”的疆域系今山西省东北、河北省西北各一小部分。“代”的都城在河北省蔚县，至今蔚县还有代王城。而今之大同地区，当时包括在“代”的范围之内，所以大同在历史上有“代”之称。直到明朝，朱元璋还把他的第十三子朱桂封为代王，都城在今大同市(原皇城街及东西华门街、正殿街，即现在新修建的代王府。九龙壁，乃代王府正门前的照壁)。
这就是说，在战国时，云中与今之大同地区是两处地方，也无统属关系，何况文中明确指出“北至代，西至云中、九原。”从方位上说，也是“云中”在“代”之西。事实上，许多《地理志》记载，战国时，赵国的“云中”在今内蒙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和林格尔一带黄河向南转弯处；而九原，则在今内蒙包头、五原一带。
从当时赵武灵王袭秦的战略形势看，从东(代)、东北(云中)、北(九原)三面包围了秦国的河南(即今内蒙伊克昭盟。伊克昭盟，周时称朔方，秦时称河南),袭击秦国的北部，这是符合当时形势的。
古大同城遗址
二、《汉书、地理志》“定襄(在今大同以西，黄河以东，和林格尔以南一带)、云中、五原，本戎狄得，……其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雁门亦同俗。”文中指明，汉时“云中”系戎狄之地，不在内地；而且又叙明，雁门郡人民的风俗与云中有相似之处。这段记载，显然说明，汉时的“云中”仍在内蒙，与“平城”(今大同)是两处地方。因为汉时的“平城”归属雁门郡。
三、《史记、李将军列传》:“(李广)尝为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太守。”文中把陇西(今甘肃省东部)、北地(今甘肃省东北部与旧宁夏一带)、雁门、代、云中五个郡列写得明明白白，而且清楚地表明，西汉有名的抵御外族入侵的飞将军李广，先后在上述五郡担任过地方长官。这时候大同称“平城”,已归属雁门郡，与“云中”无关。
四、《魏书、本纪》：道武帝(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于天兴元年(公元398年)七月，“自云中迁都平城”。这是一笔非常明确的记载。这种大事记，一般是官方记录，不会有错。北魏由“云中”迁都“平城”,则此“云中”不是今山西大同无疑。那么，此“云中”在何处？据考，北魏鲜卑族拓跋氏初始建都于今内蒙和林格尔，则和林格尔即汉之“云中”。根据上述四处史书记载，足以说明：从战国、两汉到北魏，“云中”一直在今内蒙呼市、托克托、和林格尔一带。所谓“大同古号“云中”,这个“古”,指的是北周和唐代。
故大同城遗址附近
再看“大同川”到底在何处：
一、《新唐书、地理志、丰州九原郡》》:“睿宗(李旦，武则天的儿子)景云三年，朔方军总管张仁愿筑东、中、西三受降城。中受降城西二百里大同川有天德军，乾元(唐肃宗李享的年号)后，徙屯永济栅，故大同城也。”这条记载，明确指出，“大同川”的位置在丰州九原郡境内中受降城西二百里之处。九原郡在今内蒙，而“大同川”亦必在内蒙无疑。而且叙明：九原郡内有“故大同城”,则绝非今山西之大同市。查辽代以前各史，则山西境内根本无“大同”之名。
二、《新唐书、地理志、丰州九原郡》又记：“宝历(唐敬宗李湛的年号)元年，振武节度使张惟清以东受降城滨河，徙置绥远烽(今内蒙呼市)南。”这段记载说明“东受降城”的位置靠近今内蒙呼市南面的黄河，则中、西两受降城必在这一带以西，所以“大同川”亦定然在呼市之西，绝不能在东。
三、同书同条内又记：“中受降城接灵州境”。唐代的灵、夏二州在今甘肃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受降既与灵州接境，则必在甘肃宁夏之东北。“大同川”既在中受城之西，则方位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