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又名《小戴礼记》、成书于汉代，为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选集。
书中内容主要写先秦的礼制，体现了先秦儒家的哲学思想，如：天道观、宇宙观、人生观，教育思想，如：个人修身、教育制度、教学方法、学校管理，政治思想，如：以教化政、大同社会、礼制与刑律，美学思想，如：物动心感说、礼乐中和说，算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
自东汉郑玄作“注”之后，《礼记》的地位日升，至唐代时尊为“经”，宋代以后，更是位居“三礼”之首。在《礼记·礼运》中，有这么一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意思是：天下是所有人共有的，把品德高尚的人、有才能的人选出来，人人都讲求诚信，培养和睦气氛，这个世界就“大同”了。
但很多人却说道：“古代皇帝都学习儒家，但儒家思想却没能造就一个‘天下为公’的君王，所以，儒家思想在中国根本行不通。”
其实，这一观点其实是比较狭隘的。
首先，这句话是对所有以儒治国的统治者的全盘否定，认为：一切皇帝都是围绕着“私利”而进行的统治，这种评价显然对那些治世明君不公平。
其次，君王自有帝王之学培养，是集中国古代帝王的领导学、谋略学、管理学以及驾驭术、识人术、用人术、纵横术等于一体的综合特殊学科，所以说，没有任何帝王只读儒学经典。因为帝王之学海纳百川，以至于，儒家思想只是其中之一罢了。
显然，提出这种观点的朋友，对古代的封建帝王抱有敌意。追根溯源，这份敌意源于阶级观念。其实，人类文明自原始社会开始，到当下的现代社会，必要经历一个“由蒙昧到清明”的过程，存在即合理，没必要抵触处于进化阶段的历史王朝。
人类社会中刚刚出现“文明”这一概念的时候，人们就将自身难以理解的自然具象化，认为它们是自然神的神通。后来，人们又将“天子”作为行使神权的代表。目所能及的历史，其实，就是人类共同选择的结果。若将一切都归咎于封建帝王，这种想法是有失偏颇的。
何为“天下为公”？难道只有割肉喂鹰才能算作“天下为公”吗？正所谓“高处不胜寒”，帝王所处的环境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他们要掌握驭人之道，又要擅长权谋，努力维持各方势力的平衡，所以，皇帝并不好当。除了历史上的暴君和弱智之外，哪个皇帝没想过让老百姓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
其实，如果将“天下为公”的标准放宽，历史上“天下为公”的皇帝并不罕见。
例如，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就颇符合“天下为公”的特质。虽说他与大多数开国皇帝一样，是通过暴力手段取得天下，但他的对手是为天下所不齿的王莽。刘秀为民除害，足以称之为仁义。况且，哪怕是在战争期间，刘秀也已经考虑到仁政的重要性了，所以，在建国以后他第一时间于洛阳开办太学，培养了一大批为国为民的人才。
或许有人会说，刘秀之所以施行仁政，只是为了维护他的集权统治罢了。
殊不知，维护集权的方式有很多种，秦始皇、朱元璋的法子是最行之有效的，为何刘秀没有选择这一种呢？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每个时代，都有贴合其时代背景的特色文化，如果将今天的观念放在千百年前，在时人看来无疑是叛逆且不可理喻的。将千百年前的思想未经删改套用到今天，同样是不合时宜的。
“天下为公”思想的源头是两周时期的礼乐（语出《礼记》），诸子百家中唯有儒家继承了这种理念。儒学既诞生于封建社会，那它绝对具备封建时期的特性，这一点毋庸置疑。为什么儒家思想能被数个王朝定位为主流思想，还不是因为它的存在巩固了上位者的集权？然而，若据此将儒家思想一竿子打死，显然会让中华文化的传承史出现近三千年的断档，这该是多愚蠢的一件事啊！
其实，不单单是儒家思想，我国传统文化中流传下来的诸子学说，哪个没经过改动，原封不动地传承下来？想要在各个朝代应时应景，就必须顺应时代发展做出改变，这是必然的。
所以，生于现代的我们，在传承儒家思想的过程中，应该结合当下的环境进行分析，那些贴合时代背景的内容无疑是精华，要予以保留；那些不符时代背景的内容，便只能作为历史研究材料了。
其实，笔者洋洋洒洒地讲了这么多，就是为了阐述一个事实：不论是对待儒家文化还是其他文化，我们都该保持理性。退一万步来讲，即便儒家文化中充斥着于现代人无益的冗余内容，历史上的皇帝无不是残暴生灵的暴君，我们就该对其进行否定吗？
非也。
对于思想上的糟粕和历史人物的罪行，进行道德批判是必然的，但否定历史却是不正确的。封建社会，只是人类文明演化至今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绝非某种学派或某一位统治者造就的。或者说，封建社会的形成，绝非少数人可以决定的结果，而是人类（至少是中国人）发展所经历的一个方向，是共同选择所诞生的结果。甚至于，这个结果是苦果也好，是善果也罢，都已成为历史。
所以，身为后来人的我们完全没必要抱有成见，试想一下，若千百年后的“未来人”对今时今日的我们抱有成见，那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