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董其昌也是以行书名世的大家，也学过二王，学过李，行书的风格也属于秀媚一路，但他和赵孟頫却各自立门户。他自视甚高，爱和赵孟頫比长短。他说“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在书法家笔下，熟与生是相对的，“熟得俗”和“生得秀”也不是绝对的。北魏的许多造像题记，用笔结体可谓“生”，但其字风不是“秀”，而是森赫雄强。米芾的用笔结体可谓“熟”，但其字风不是“俗”，而是跌宕多姿。可见“俗态”不是“熟”的必然结果，同样，“秀色”也不一定由“生”而生。
具体说到赵孟頫，他的确娴熟于传统法度，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写出这样雍容典雅的行书来。他的短处，不在于“熟”，而在于他虽严守法度，却少激情，从纯艺术欣赏角度看，这不能不令人引以为憾。
董其昌比赵孟頫强的方面，是他的行书往往能表现出一种激情，这对于一个书法家来说，无疑同具有娴熟的用笔技巧是同样可贵的。他说“吾书往往率意”，所谓“率意”就是“不经意”，即他所谓的“不作意”。“率意”往往能写出富有激情的作品来，但另一方面，由于“率意”，也有可能出现败笔，不能尽如人意。试比较赵、董各自书写的《赤壁赋》。赵孟頫的《赤壁赋》法度谨严，从点画、结体到行气，无不出规入矩，既稳且秀，温润可爱，实乃精心作意之作。董其昌的《赤壁赋》，用笔结体都是率意为之，写得洒脱流畅，情之所致，笔扫而过，长处是动感甚强，而短处是稍有飘浮、轻弱之嫌，而且还出现了某些败笔，如“清”、“酒”的三点水写法，因“率意”而失去了规矩，不足为训。这种类似的情况，在“作意”于法度的赵孟頫的笔下是绝难找到的。总之，赵孟頫的“作意”于法，董其昌的因情而“率意”，这是他们之间的区别，同时也正是他们同源而异流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