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格子道历史
“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史记》
此为魏惠王对儒学大师孟子的提问，问的是如何提升魏国的国力。魏国的发展可以说是战国时代起伏最大的，魏惠王之前，魏国是整个中原地区最强大的诸侯国，对时代的发展和格局的变化有着很大的决定权和话语权。
但是在魏惠王之后，魏国的国家发展却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是还经历了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两场重大战争的失败。此后，魏国直接从超级大国的地位上被拉了下来，战国初期的发展时段也由此结束。
对于此，就是魏惠王自身也对原因不甚明了。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魏国如此的发展状态呢？
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明白为何魏惠王会找上孟子，也就不难理解魏国衰落的原因了。
一、魏惠王与孟子的千古问答
因为魏国国家地位的衰落，魏惠王就这一问题找上了儒学大师孟子，并且向孟子询问如何为国家寻求利益。针对这一问题，儒家大师孟子自恃甚高，他首先将魏惠王批评了一顿，他说，魏惠王作为一国之君，怎么能够言及利益呢？
如果一国之君说利，那么上行下效，臣民们也会言及利益，如此，国民都在为自身寻求利益，又有谁还会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呢？这是孟子的主流观点之一，叫做何必约利？
之后，孟子又为魏惠王规划了一条看似非常理想的道路，也就是儒家的王道主张，要求魏惠王从百姓的养生丧死等各个方面出发，首先安定好民风民俗，解决百姓的各类生活问题，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增强国家的凝聚力，达到王天下的地步。
但是孟子的这种答案站得住脚跟吗？实际上是不能的，因为战国时代本身就是一个天下大乱的年代，各个国家之所以会爆发战争就是因为在利害关系上的不对等，说白了就是因为利益而产生了纠纷。
在这个时候让其中一个国家不谈利益，那么还有什么发展的动力呢？当真就变成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所以孟子的答案对于整个魏国来讲没有实际的价值。
可是魏惠王与孟子的接触却没有就此终结，反而愈发的频繁。对于魏惠王来讲，他的出发点是要为国家寻找富强之路的，孟子作为儒学大师，他的观点自然是人尽皆知的，也就是说，魏惠王在问出问题的之前就已经知道孟子的答案了。
那么去问一个早已经知道答案的人问题，岂非是滑天下之大稽？由此来看，魏惠王对于孟子的礼贤下士更像是一场作秀。
当然，仅凭这一点，我们无法断定魏惠王的真实目的，但是当我们了解到魏国对于其他人才的态度之后，魏国的目的也就显而易见了。
二、对待人才的严宽内忌
我们从整个战国时代的发展历史来看，时代的格局大部分都是由专业的人才来改善的，比如说战国初期的商鞅，他用惊世的变法改写了整个战国时代的格局，让最为弱小的秦国便成了最为强大的国家，奠定了秦国霸主地位的形成。
比如说张仪，他的连横政策打破了山东六国的合纵，改善了秦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减小了秦国发展过程中的压力，甚至可以说是救秦国于合纵的危难之中。
再比如说范雎，他的远交近攻政策为秦国的发展登临巅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因为这样的政策才有了后来奠定秦国真正霸主地位的长平之战，才有了与齐国的交好，也才解决了东进过程中的后顾之忧。
这些人才都是秦国才发展的过程当中的关键。但是讽刺的是，这些人才最开始的选择都不是秦国而是魏国，可他们在魏国遇到了什么呢？是魏国的排挤甚至是折磨。
对于商鞅，魏惠王连杀他的兴趣都没有；张仪也是在贵族的纠缠当中饱受排挤，最终只能逃往楚国避难；而范雎更是受尽委屈，只能通过装疯卖傻来保全自身的性命。
而在此后，也正是这些人给予了魏国巨大的打击。除去他们之外，还有吴起乐毅等人，吴起对于魏国的贡献是无法衡量的，如果没有他打下其它国家近百座城池的战功，前期的魏国哪怕有十个李悝，恐怕也不能够奠定超级大国的地位。
而乐毅则是魏国名将乐羊之后，对于他魏国置之不理，放任出走，如此的魏国能够当做是一个真正爱惜贤才的国家吗？魏惠王的真实目的是否已经暴露了呢？其实他不过是想为自己的无能寻找一个借口罢了。
三、表面求贤以掩盖伤痛
魏惠王时代的魏国失去了超级霸主的地位，对于国家的这种衰落，国君是要承担绝大部分责任的，但是魏惠王明显不愿意去承担这样的责任，不愿意承认是因为他放走了商鞅，放走了孙膑，错信了庞涓，才导致了如今的境地。
所以他开始大肆求才，可对于他来讲，真正的人才的到来却很有可能分走部分国家权利，他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件发生，他也不愿意像秦孝公一样在一个能臣的建议之下去领导，他只想做魏国真正的主人。
所以权衡之下，他只能找到儒家的孟子，找到阴阳家的淳于髡。因为魏惠王完全知晓他们的观点，他很清楚这些人的学说根本没有办法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应用，如此，既避免了自己在人才任用上的失误，同时也不会分出自身手中的权利，岂非是两全其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