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面前，很多人愿意不择手段地制造任何邪恶，比如日本医学天才石井四郎不思造福人类，一心专研细菌战，致使20多万中国军民命丧其手。
1892年6月28日，石井四郎出生在日本千叶县。在很小的时候，石井四郎就展现出了非一般的才华，长大后又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医学系。帝国大学不仅是日本最高学府之一，同时也是日本培养军国主义骨干的摇篮。
石井四郎在校期间就梦想着成为一名军医，所以大学一毕业就加入了日军近卫第三联队。1921年4月9日，五个月见习期满后，石井四郎正式加入近卫师团，成为一名中尉外科医生。
军队枯燥的生活与想象中的有很大差别，石井四郎发现还是医学研究更适合自己，于是转入东京第一军医医院。压抑的生活在进入医院后得到了报复性的释放，石井四郎成了红灯区的常客，经常喝得烂醉如泥。
因不忍看见其堕落成花花公子，石井四郎的上级命令他重新回到帝国大学深造，专注于细菌学、预防学和免疫学的研究工作。与此同时日本四国岛爆发了一种奇怪的传染病，在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内就夺去了数千人的生命。
帝国大学派出专家组进入疫区，石井四郎名列其中。经过各种努力，石井四郎发现了通过滤水系统预防病毒的办法。这次的研究成果对他的职业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他已经萌生了将细菌学应用于战争的想法。
从四国岛返回东京后，石井四郎秘密开始了他的“细菌战”计划。他用尽各种办法获得了日本许多知名教授的支持，并成为帝国大学校长的女婿。不仅如此，他还主动结交日军各级军官，不遗余力地向他们游说细菌战的重要性。
1927年，石井四郎取得微生物学博士学位后，利用其在学术界和军界的关系争取到赴欧洲考察的机会。石井四郎在欧洲的经历始终是个谜，虽然他一再声称是自费出国，但他回国之后日本政府对细菌战的态度却有了明显的改善。
1932年初，石井四郎在日本陆军医学院建立了“免疫系”，并得到了日本政府大量科研经费的支持。九一八之后，石井四郎认为在东京进行大规模的人体和武器试验是极其危险的事情，但伪满洲国却是绝佳的试验场。
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也认为霍乱、鼠疫或伤寒比炸弹来得便宜，炮火过后一切化为灰烬，但细菌战过后，厂房、矿山等都完好无损。在他的支持下，1932年石井四郎和他的东乡部队秘密进驻到哈尔滨东南约90公里的背荫河。
通过大量人体试验，石井四郎成了细菌战的绝对权威。冈村宁次在视察东乡部队时，石井四郎向其汇报了一系列成果，比如：冻伤的最好治疗方案是在37度的温水中浸泡。这些用中国军民生命换回来的“宝贵”数据也让东乡部队有了正式编制，即“关东军防疫部队”。
随着日军侵华规模的不断扩大，日本也开始认真准备细菌战。1936年8月，石井四郎在哈尔滨郊区建立“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番号为“满洲第七三一部队”，下设：细菌研究部、实验部、防疫给水部和细菌制造部。
在关东军的大力支持下，石井四郎可谓是“硕果累累”。他发明的“石井滤水机”被日军称为最重要的发明，配发到所有战区。“石井式细菌培养箱”解决了大量生产病菌的难题。因炸弹爆炸时产生的高温会杀死病菌，石井四郎又发明了“陶瓷炸弹”。
不过石井四郎最具有杀伤力的武器还是携带病毒的老鼠和跳蚤。这种方式传播病毒危害极大，也极难防御，华北、宁波、常德等地有超过20余万中国军民深受其害。
石井四郎从事细菌战数十年，为日本军国主义事业可谓呕心沥血。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自豪地写道：“我不清楚他到底取得了多少疫学成果，但终战后他告诉过我，他以他的研究获得了200多项专利。”
石井四郎也毫不避讳地说道：“在准备与俄国人进行战争时，我可以提供我20年的研究和经验”。“我可以写出几部关于细菌战的书，其中包括战略及战术上的一点设想”。
因为深知细菌战的威力，据说在日军灭亡之际，石井四郎策划了了一个惊天的计划，他准备培养数以百万计带有病毒的老鼠和跳蚤投放到中国以及整个亚洲。幸好美军及时向日本投放原子弹，苏军也出兵东北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
由于自知罪孽深重，石井四郎在天皇宣布投降时秘密潜逃回国，并与美国取得了联系，希望以手中掌握的数据换取豁免权。不过此时美国也接到了中方和苏方要求提审战犯石井四郎的要求。
美军统帅麦克阿瑟权衡再三，最终决定：日本生物战的数据价值对美国国家安全是至关重要的，远远超过了起诉价值。在麦克阿瑟的保护下，石井四郎不仅顺利脱罪，还成为美国研制生物武器的马里兰州德特里克营的座上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