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世纪“大航海时代”来临后，国际交往开始变得频繁且密切。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强国总是喜欢用武力解决所有问题，所以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后惊讶地发现：中国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但自秦汉以来就进入一种“划疆自守”的状态，邻国的土地丝毫不能激起他们征服的欲望。
有人认为，同欧洲相比，中国有着绝佳的自然环境，国家无所不有、皇帝富有四海自然就没有贪欲滋生的土壤。不过也有人说一个帝国不可能无限扩张，一旦征服的土地超过了临界值，战争的成本会急剧飙升。
中国的南方和东方是海洋，西南是高原，西北是沙漠，北方草原是游牧民族的天下，恶劣的自然环境给军事行动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又加之占领这些土地也并不能取得满意的经济价值，所以李世民说：中国百姓才是根本，四夷之人不过枝叶。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为防止子孙依仗中国富强，无故兴兵，遂将日本、朝鲜、琉球、安南、暹罗、占城等邻国列为“不征之国”。
战争成本过于昂贵，在国家安全没有受到威胁和挑战时，中国皇帝都不会轻易选择用武力的方式解决问题。然而国与国之间的交往难免会产生摩擦与矛盾，为此中国创造性地发明了“朝贡体系”。
“朝贡”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我国先秦时期，“朝”是诸侯觐见天子，“贡”是诸侯进献的礼物。西周时期，中国的政治远没有发展到中央集权制的程度，天子仅能控制王畿周边地区，因此发展出“五服”理论。
即以周天子王畿为中心，按照亲疏远近的顺序以同心圆的方式向外扩展。“甸、侯、宾”三服为天子和诸侯的封地，也就是所谓的“华夏”。“要、荒”二服则被视为蛮夷和戎狄之地。诸侯和夷狄共同组成了天子的“天下”，区别在于诸侯接受天子的绝对权威，而夷狄只是象征性地认同天子是“天下共主”，并按期朝贡即可。
“五服朝贡”对儒家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秦朝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后，“甸、侯、宾”三服成了秦始皇的王畿。儒家思想认为五服朝贡发生了变化，华夏虽然变成了皇帝的“中国”，但中国与夷狄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改变，中国皇帝与四夷君主依然是天子与诸侯的关系。
在近代以前，“朝贡体系”是东亚世界唯一维系国际秩序的准则。朝贡体系虽然不是一个平等的关系，但因儒家思想强调“耀德不观兵”的德化，朝贡国的政治不会被干涉，更不会受到中原王朝的武力征讨，他们反而主动“谋求化育”。受中国朝贡体系和儒家思想的影响，日本对琉球、朝鲜对女真，安南对占婆等都建立了自己的次级朝贡体系。
与西方通过战争的方式扩张不同，中国的朝贡体系是利用儒家的“家天下”思想将四周邻国都变成“大家庭”。中国的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让他对邻国基本上没有物质要求，朝贡国虽被要求进贡特产，但中国皇帝的赏赐往往数倍于贡品。朝贡体系最终发展成为一种特许贸易，朝贡国通常会主动加入到中华大家庭之中。
作为“家长”的中国无疑要为地区的稳定和繁荣负责。朝贡国的君主们一方面希望在内政上保持自治，但又希望中国能够提供必要的保护，诸如出兵镇压国内的反派和抵御外来入侵者的进攻。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朝贡体系，东亚各国之间的战争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远比欧洲同期要少。所以说，东亚世界秩序的稳定是中国巨额的赏赐换取的。
中原王朝用和平、贸易的手段维护东亚秩序在大部分时间是奏效的，但是到了明朝末年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在不断地挑战中国的主导地位，最终导致整个朝贡体系的崩塌。“四夷来朝”、“天朝上国”等词汇就成了中国皇帝好大喜功、虚荣愚昧的代名词。
其实在朝贡体系中，中国皇帝看似为了面子给付出了巨额的赏赐，但比起战争来，这些赏赐又变得不值一提。除此之外，通过朝贡体系，儒家文化被当作特殊的商品传播到各处，使得东亚国家都形成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并成为中国维护与朝鲜、越南等国的重要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