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管子》典籍纳入科举考试的范畴之中，加及面临辽、金、西夏、蒙古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并存、和战问题，统治者科举考核士子时，对管子的治国理政策略涉及更加宽泛，包括“四顺”之民本思想、“版法”之法治思想、“四维”之德治思想等。而宋代理学思想的兴起，促使统治者在对管子进行历史评价时，更多参考孑L、孟、苟的评价体系和态度，以阐明儒家价值规范的准确内涵。
明清科举中的管子评价及治国理政思想
明清时期是科举制的鼎盛时期，施行的人才制度是八股取士，科举考试只准在四书五经内命题，文体方面严格限于八股文。《论语》是八股取士的考核内容来源，孔子对管子“器小”的评价成为明清科考的内容。而前代科举所涉及的管子评价及治国理政思想，明清时期的科试中依旧关注。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对管子治国思想也进行考核和分析。
晚清时期，大清王朝衰败没落，西方思想逐渐向中国渗透，士人们在审视管子思想时，不可避免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光绪二十年(1894)殿试策问中提到“盐铁之征”的问题：“盐铁之征，始于管子。论者谓其尽取民力，而行之数千百年，卒不能废。至汉武帝用孔、桑之法，与管子异矣。”要求应试者指出这项政策的利弊。
明清科试中也有对管子军事思想的涉及。管子军事思想被称作“作内政而寄军令”，做法就是把军队的编制，与百姓的乡里组织结合起来，兵民合一，寓兵于农。这一方面通过军队的编制，实行由上而下的集权；另一方面又利用乡里组织中的宗法制成分，作为加强团结的纽带。
总结：
要之，管子因功勋卓著，在后世的人才选拔诏问与科举考试中，其人物形象与治国理政思想的论题都有所涉及。唐代的科举策问，论及管子的历史定位，明显受到孔子、孟子等儒家思想的影响。而围绕管子治国理政方略的探讨，则显示出其思想的多元性和开放性，如科考士子对管子“寄军令”政策的评价，有褒有贬，但在科考中都成绩优异，脱颖而出。《管子》典籍在北宋纳入科考的范畴，宋代的科举考试对管子的治国理政策略更多涉及。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八股取士，《论语》中孔子“管仲之器小哉”的评论成为考题，引起士人的广泛讨论，但没有脱离朱熹《集注》的释读范畴。而评价管子生平、管子治国政策，也成为各级科举考试的内容。尤其清朝末期光绪癸卯科的试题，集中于管子“内政寄军令”“四民分业”“礼义廉耻四维”“轻重之权”等方面的考核，展示出管子治国理政思想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