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权力集中制度是秦始皇登基后建立并重视的制度，这一制度起于秦朝后，便因为其维护既得利益群体的本质而受到贵族阶级的喜爱。从秦朝到清朝，帝王们其十分喜爱和推崇，纷纷延续了这一制度。
汉高祖刘邦
由于秦朝是一个短命的王朝，因此权力集中制度在西汉时期被进一步巩固。众所周知，汉乘秦制，因此汉朝也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秦朝的延续。不过这一时期的权力集中制度却受到了新的挑战，其核心体系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春秋战国时王权和相权的博弈
权力集中制度的萌芽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已经出现了。由于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生产力进一步加强，人类社会出现了快速的发展。阶级的逐渐固化使得统治者对权力的渴求更加迫切，于是建立了王权为主、相权为辅的权力集中制度。
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王权和相权也不例外。一般来说，诸侯王的话语有着绝对的分量，不过世家和强大的政治集团组成的相集团，也因为其手中掌握的资源，可以和王权一较高下。
管仲被齐桓公称为仲父
不过相权有能力去和王权抗衡，不代表这两者必须去拼个你死我活。由于这一时期的诸侯争霸频繁，即使是大国也有可能面临覆灭的危机，在外敌环伺的局面下，有着共同利益的王权和相权一般来说是比较团结的：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高傒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伸轻重鱼盐之利。
皇权大于相权的代表汉武帝
在这种大环境下，外部敌人带来的威胁要远远大于内部威胁，因此无论是王权还是相权，都不愿意陷入内斗之中，削弱本国的竞争力，将大好河山拱手相让，虽然二者也会为了争夺利益而产生一定程度的争夺，但是除了几个极其不理智、被人诟病的昏君外，绝大多数国君是可以找到和相集团平衡相处的办法的。
因此在这个春秋战国乃至秦末时期，王权和相权经过了一系列简单的博弈后，最终选择了相对较为和谐的相处方式。
只要相权不主动做出伤害王权的举动或者策划，那么王权一般不会轻易和相权交恶。汉朝初期皇权和相权的博弈
到了汉朝，权力集中制度仍然是既得利益群体的首选，也许平民出身的高祖并不能完全理解这一制度的来龙去脉，不过他却清楚地希望将权力牢牢掌控在刘氏手中，这种直切要害的想法和权力集中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妙。
然而由于此时的社会背景发生了改变，这一制度的内涵也随之改变。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高祖面对的摊子太大了：而内地北距山以东尽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
相权压过皇权的代表曹操
始皇登基时，已然具备了多年治理秦地的经验，并且在逐步外扩之际用这种经验同化了山东六国的子民。
而高祖在终于不用征战后，却发现天下各方势力全部臣服于自己，无论赵地、齐地、燕地还是楚地，在一瞬间都成为了自己管辖的范围。
可是此时的高祖，思维意识明显没有跟得上形势的变化，其管理国家的一套方针还是和当年一样，和兄弟们一起打天下，他分封的一百四十三个列侯，基本瓜分了除关中和巴蜀外的所有土地。
诸侯有了土地就等于有了传承的基础，因此功臣集团们非常不希望土地被皇权收回，因此其代表的相权开始以各种理由沟通和联合，逐步加大自己在朝堂上的影响力，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向王权施压，这也为后来的许多事件，比如诛灭异姓王、七国之乱等埋下伏笔。
在这段时期内，虽然皇权和相权仍然能够共处，但是相权已然表示出了进攻的姿态，在零和博弈中，也意味着皇权要做出牺牲。权力集中制度覆盖的群体变得更加庞大
如果高祖明确知道皇权要做出牺牲，那么这种情况是他希望看到的吗？答案必然是否定的。从无数事实中看出，高祖在寿数不多的前提下，优秀考虑的是维护刘氏宗族的统治，并且对象不局限于子嗣，还包括宗族内的兄弟和侄子。
可惜的是，看似代表着最终裁决权和最高军事权的皇权，真正参与国家运行决策的机会很少。
利益的蛋糕，越大越难分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假如高祖要出征匈奴，他传达的政令只能到达很浅的层面，比如要集结多少军队，哪些大将随行，如此而已。
至于大将们是否能够出征，部队从哪个郡县调派，后勤如何补给，军械如何调运，各军如何协调，这些事就要由下面的人一层层执行了。
如果这些事全是靠高祖从上到下一手抓，估计他累破了头也无法一一顾及。没办法，上文已经提到过，汉朝这个摊子实在太大了，并不是靠一人之力能够治理的。
因此在皇权之外，相权承担了更多的工作，而且这些工作的全是极其重要的事务而非无用之功，为了达到目的，相权掌握的权力也势必更大。
久而久之，皇权之下的相权，在更底层的人心中，其地位和影响力会变得更大，因此皇权所占据的资源不可避免地向相权倾斜了，能够享受权力集中制度优越性的群体会变得更加庞大。
在皇权相权博弈上吃亏的吕氏满门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