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元泰定二年（1325年），伴随着赵丑厮、郭菩萨等人起义进程的展开，元末农民起义也正式宣告拉开了序幕。
继而到了元至正年间，各种规模不一的起义活动已然是遍及元朝全境。就好比当时的京南一带，据不完全统计，刚到至正初期，其起义活动就已经到了三百余起左右。
也正是在这段时期里，涌现出了一大批诸如朱光卿、彭和尚、周子旺、刘福通、郭子兴、张士诚、方国珍、陈友谅等历史上有名元末豪杰。
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个问题，这些元末豪杰在起义之时虽说有大部分打的都是红巾军的旗号。
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其实并没有形成一股有效的北伐力量，反而有大多数都是各自为战。
就好比当时的张士诚，其打的就是红巾军起义的旗号，然而却只顾自己抢地盘，甚至与其他同属红巾军阵营的豪杰相互攻打，赫然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割据势力。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割据状态形成的呢？
元朝政治体系濒临崩溃
相信很多人都觉得主要是因为元朝政治体系濒临崩溃所致。毕竟其也可以称得上是元末那乱世局面形成的罪魁祸首。
就好比元朝至大元年（1308）到元统元年（1333）这短短的25年时间里，元朝光是统治者，就先后更换了8个。
很明显，元朝政治体系中的统治者地位，在此期间定然是存在着极为激烈的争夺情景的。
试问，在这样激烈的帝位争夺之下，元朝朝堂又怎么可能去制定实施一些对百姓有利的政治措施呢？
其次，伴随着时间的变迁，元朝土地兼并的状况也是愈演愈烈，绝大多数的土地其实都是流落到了蒙古贵族的手中。
从而在一系列苛刻的剥削之下，导致元朝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正如史书所说，“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葢藏”，阶级矛盾十分明显。
若是再加上元末时期官僚腐败、贪污成风，就连统治者自己也是穷奢极侈，甚至为了弥补财政亏空而大量发行纸币，以至于通货膨胀的速度也是与日俱增。
毫无疑问，在元朝这种内斗频繁、阶级矛盾激化、政治、经济、民生等诸多体系都千疮百孔的情况之下，元朝的政治体系确实是濒临崩溃，这个不假。
但问题是这种情况所导致的元末红巾军起义，实则不应该会出现群雄各自割据、甚至互相攻伐的情况呀。
毕竟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红巾军所代表的农民起义团体在总体目标上是一致的，都想要推翻元朝统治阶层。
若是各自为战的话，岂不就跟元朝统治阶层的内斗没什么区别了吗？而且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变相提高了元朝统治阶层的胜率，反而得不偿失。
很显然，光是元朝统治阶层以及官僚阶层剥削之下所导致的“人祸”，并不是致使红巾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各自割据的真正原因，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难不成红巾军内部也跟元朝统治阶层一样，各自为了权力和财富你争我夺？
元末生态环境条件的改变
答案其实很简单，并非是红巾军内部不团结，各自为了权力地位你争我夺，而是天灾。
而且这些天灾还不仅仅只是史书上所记载的那些洪灾、旱灾之类的偶发现象。而是由气候变化所导致的一连串的环境条件的改变。
毕竟如果只有洪灾、旱灾之类的天灾的话，虽然在当地也确实会造成大量饥荒事件的发生，就好比元统元年（1333）的那次京畿大雨，直接让近四十万百姓沦为饥民，流离失所。
可面对这种情况，纵然元朝朝廷腐败无力救济，百姓充其量也就是另外迁徙到其他地方，难也就难个几年，想要缓过来并不难。
但若是环境条件发生改变的话，那可就不是迁徙所能解决的问题了。
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便元朝百姓能迁徙到其他地方，也找到了合适耕种的土地，但却没有适合当下气候条件的种子呀。
而根据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的研究资料显示，元朝末期所在的十四世纪，刚好是我国封建历史上出现严冬次数最多的世纪。而且气候条件的上下波动十分明显。
就好比元朝著名书法家郭天锡，其就曾在1309年横渡一条河流时，因为天气过于寒冷，而导致船被冻在了河上面，进退两难。
之后气温开始回升，但是在十四世纪中期以后，又开始有了断崖式的下跌，就好比1353年，不但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湿润的太湖湖面结冰，长江下游一带的柑橘更是被严寒摧毁殆尽。
就连气候一直都相对温和湿润的南方地区都冷成了这个样子，当时的北方可想而知。
而植物对于气候的变化本身就极为敏感，稍微一点点气候变化都有可能导致其成长条件被破坏，更别提这种足以称得上极端气候条件的气候变化了。
势必就会导致元朝大部分地区都出现温度骤降、庄稼歉收、甚至是颗粒无收的农业萧条状况。结果想都不用想，只会是遍地饥民。
而且基本无解，除非能立马找到适合寒冷气候条件下种植的农作物。但大家觉得会很容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