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语言学界有一个共识：话语是分等级的。排在最低层次的话语便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话语。它们一经出口便快速消逝，不会对公共生活造成任何形式的影响。而真正会对公共生活造成影响的是代表社会主流的话语，例如科学、文学、法律、艺术、宗教等具有一定研究性和权威性的话语文本。这些文本除了它们自身的表述之外还不断地被人转述或评说。
这些文本本身的叙述以及它们所招来的各种评说使得它们背后所代表的制度意识会被不断地被强化，最终演变成真正对社会生活有影响的抑或是“权威”的话语。
（超现实主义画作《令人不安的存在》；作者雷梅迪奥斯·瓦罗。）
“话语即权力”的哲学源头要追溯到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后期所提出的本体论主体间性思想。以语言的本体性为基点出发，哲学家海德格尔提出了“语言即思”的哲学命题。“语言即思”打破了传统的说话者与语言之间的“说和被说”的关系，他把说话者和语言之间的关系定义为了一种“应和者与说”的关系。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
“应和者与说”的关系到这里已经不是简单的支配与被支配的主客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说话者这个主体与对象主体（即语言）之间的主体间性的关系，两者是互相对话，并且互相理解的。
而福柯以本体论主体间性的基点出发赋予了话语“主体间性”。但不同点在于，福柯认为因为”思“是说话者这个本体自身的一部分，所以海德格尔是在本体论的框架中论述语言的主体间性。而“权力”因为是存在于说话者这个本体之外的“他者”，是社会主体当中的一部分。
所以福柯把话语从说话者这个主体之中分割出去，使它变成一种制约或者是支配社会实践主体的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福柯在此给话语赋予了社会主体性，这就使得话语对社会实践主体具有了支配意志。所以在此时，话语不是说话者这个主体的单纯客体，而是一种支配社会实践主体的一种权势力量。
此时让我们再把眼光回到魏晋南北朝。从信仰的角度来说，老庄哲学与当时统治者所扶持的儒教在一定程度上是相悖的。道家提倡出世，而儒家倡导入世，而且在西汉董仲舒“新儒学”之后儒教慢慢地教条化。道家想要实现的政治理想是使人们回到一个淳朴自然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状态，而魏晋如阮籍、嵇康等人正是身体力行地实行着道家哲学的。
他们这些特立独行的举止不管怎样肯定会为当时的人民树立一个典范，例如笔者在写嵇康时所说，请求释放嵇康的那三千太学生对司马昭来说就是一场政治示威。他们奇特的言行举止不管有没有反抗统治者的统治，统治者也依然不会放过他们。因为他们的言行举止不经意间就已经在社会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果任由这种势力发展下去势必会危及到统治者的统治，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
（光影和空间艺术画作《你的怪异的确信性仍然存在》；作者奥拉维尔·埃利亚松。）
所以无论阮籍后来怎样明哲保身，统治者还是会不断地逼迫他监视他，虽然阮籍得以善终，但从整个魏晋来看，因为这个原因被统治者整死的人不计其数。
代代都叹世道难人心乱，可又能怎么办？
请记住，我们现在的处境和阮籍嵇康他们的处境其实没什么区别。
现在不过是当时的月亮换了一拨人看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