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黍离》的纠缠下，叶嘉莹先生的选择才显得难能可贵：所谓中国性，源于文化江山，如果没有李白、杜甫，没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没有见物起兴的能力，我们还有什么权利说自己是中国人？我们又如何获得身份认同？“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只有落叶不同的声音，只有幻化的浮云，只有雕像上流转的阴影，才是精神家园，才能安慰生而为人，无法拒绝的那份沉痛与悲凉。
遗憾的是，《掬水月在手》将这份“沉重的选择”交给了观众，却少有人能接住。因为我们并没生活在自己历史的延长线上，已体会不出“异代同调”的那份悲凉，甚至故国也变成了异邦——作为后代，当我们审视传统时，有时还不如异国人那么敏锐，那么充满敬意。
总有人愿与历史合辙押韵
知根脉所在，却无法接续，因为在过去与当下之间，横亘着现代性。
所谓现代性，指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它像一座巨大的粉碎机，将各民族的文化与传统彻底撕碎，组装成自己想要的模样。正是在现代性的冲击下，出现了“古今之变”。“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将传统逼入死角——在亡国灭种的压力下，如果传统是拥抱现代性的阻力，它活该被割掉。
在现代性的格式化下，近代以来，中国的人格样板高度单调，而“蔡元培—顾随—叶嘉莹”一脉被忽视，即一手承托古典，一手尊奉现代，他们的精神是传统的，人生选择却是现代的。所以他们特别从容，既尊奉传统，又不神化传统。
叶嘉莹先生漂泊一生，屡遭变故，特别是晚年丧女，却保持了“哀而不伤”的风度，体现出诗教的力量。叶嘉莹先生成就了诗教，诗教也成就了叶嘉莹先生。
作为传记片，《掬水月在手》呈现的是精神上的元气，而非个人隐私的展示、细节的催泪、情节的离奇等，它不是综艺节目、市井小报，不追求“讲故事”，而是用人格说话。正如叶嘉莹先生的诗，看似平常，却句句实在，都来自生命的真感悟。不为别人拍案赞叹而写，只为成就君子之道。只是如今已少有人愿成君子，亦不知成君子之难。
选择高贵是一生，选择平庸也是一生，好在，总会有一些人生，愿与历史合辙押韵。《掬水月在手》属于喜欢它的人，因为它告诉所有孤独的跋涉者，传统仍在等待，它终会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