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会盟”是诸侯国进行政治交流与政治斗争的重要手段。根据《左传》记载，春秋时期诸侯国各种会盟的次数至少在百次以上。但在这么多的会盟中，最重要最出名的会盟有四次，史称“春秋四大会盟”。这四大会盟分别是“葵丘会盟”、“践土会盟”、“黄池会盟”与“徐州会盟”。四大会盟之所以重要和出名，是因为四大会盟分别产生了春秋不同时期的霸主。“葵丘会盟”齐桓公称霸，“践土会盟”晋文公称霸，“徐州会盟”越王勾践称霸，唯有“黄池会盟”最终到底是谁称霸，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悬念。
“黄池会盟”的背景是吴国崛起后北上与老牌中原霸主晋国争带头大哥的位置。吴国崛起的标志性事件有吴王阖闾时代打趴了楚国，攻破楚国都城，差点让楚国灭国。他的儿子吴王夫差时代打垮了越国，继续压制楚国且屡次成功北伐齐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吴王夫差与晋定公进行了黄池会盟。
为什么说黄池会盟最后谁当了霸主是个千古之谜，这可要怪司马迁，因为他的《史记》把水搅浑了。我们来看看司马迁是怎样来搅浑黄池会盟最终霸主人选的。《史记·秦本纪》：“九年，晋定公与吴王夫差盟，争长于黄池，卒先吴。吴强，陵中国。”《史记·晋世家》：“三十年，定公与吴王夫差会黄池，争长，赵鞅时从，卒长吴。”《史记·赵世家》：“晋定公三十年，定公与吴王夫差争长于黄池，赵简子从晋定公，卒长吴。”如果从这三段史料来看，毫无疑问是吴国最后当了带头大哥。但是司马迁又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写到：“七月辛丑，吴王与晋定公争长。吴王曰：“於周室我为长。”晋定公曰：“於姬姓我为伯。”赵鞅怒，将伐吴，乃长晋定公。”然后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继续写到：“吴王果与齐人战於艾陵，大破齐师，获七将军之兵而不归，果以兵临晋，与晋人相遇黄池之上。吴晋争彊。晋人击之，大败吴师。”如果从这两段史料来看，又是老牌带头大哥晋国成功压制了要造反的小弟夫差，继续坐稳了龙头的位置。额的神，太史公估计写《史记》这本巨著写晕头了。他这一晕头不要紧，黄池会盟最终的霸主结果成为了一个千古之谜。
《史记》是靠不住了，那就得从其他经典史书中寻找答案。《春秋左传》的记载肯定是当仁不让的重要评判标准。原因很简单，《春秋左传》成书时间比《史记》早，更接近历史真相。而且《春秋左传》名气大，位列中国儒家经典十三太保之一。《春秋左传》对此的记录是：“秋七月辛丑，盟，吴、晋争先。吴人曰：“于周室，我为长。”晋人曰：“于姬姓，我为伯。”赵鞅呼司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长幼必可知也。”对曰：“请姑视之。”反，曰：“肉食者无墨。今吴王有墨，国胜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轻，不忍久，请少待之。”乃先晋人。”《春秋左传》的结论是晋国压制了吴国，还是带头大哥。
本来作为十三太保的《春秋左传》给出了答案，千古之谜在此就应该尘埃落定了。但是儒家经典既然叫做十三太保，那么《春秋左传》就不是唯一的终极评判者。另外一个大太保《春秋公羊传》给出了不同的声音：“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吴何以称子?吴主会也。吴主会则曷为先言晋侯?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其言及吴子何?会两伯之辞也。不与夷狄之主中国，则曷为以会两伯之辞言之?重吴也。曷为重吴?吴在是则天下诸侯莫敢不至也。”这段话翻译下来可以总结为两句话：“黄池会盟吴国当了带头大哥。”“吴国发起会盟，天下诸侯莫敢不从。”如果说两大太保《春秋左传》与《春秋公羊传》正在掌对掌拼内力，谁也打垮不了谁的时候。一个长期跟着《春秋左传》混的小弟《国语》突然从斜刺里杀出，用指法袭击了《春秋左传》的膻中穴。《国语》这本书以童书业先生的话说，史料价值明显低于《春秋左传》，而且成书时代也稍晚于《春秋左传》。即使这样，在几大高手不能互相说服的时候，《国语》的史料还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国语涉及黄池会盟的篇幅比较多，我在这里就不在引用原文，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国语·吴语·吴欲与晋战得为盟主》和《国语·吴语·吴差使王孙苟告于周》。总之《国语》要告诉我们的是吴国在黄池会盟上把晋国吓尿了，最终当了带头大哥。
从以上史料综合下来看，《史记》内容混乱，出错是常事，所以《史记》内容不能做评判标准。《春秋左传》离历史真相时间最近，而且江湖地位很高，有“混江湖不识《春秋左传》，读遍史书也枉然”的说法，所以我们对《春秋左传》的发言不能等闲视之。但《春秋左传》哪怕犹如乔峰一样的地位和武功，也难以抵御慕容博与鸠摩智的联手。《春秋公羊传》和《国语》的史料互相印证，他们共同得出的结果比《春秋左传》更具有说服力。而且如果非要拉上《史记》进行综合评比，《史记》提到吴王当上霸主的史料也多于晋国。反而《史记》提到晋国胜出的史料内容同《左传》内容如出一辙。说明司马迁在史料取材方面是多渠道的，可能因为写《史记》的工作量太大，或者《史记》根本不是出自司马迁一人之手，所以造成史料上前后矛盾。不管怎样，吴王夫差最后当上了带头大哥这个结论是更靠谱的。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黄池会盟最后是夫差坐上了霸主宝座。得出这个结论不是把上述历史资料拿来进行简单对比，而是基于吕思勉先生《先秦史》与童书业先生《春秋左传研究》中对于黄池会盟的观点及自己的一些思考而得出。
(一)吕思勉先生认为晋国自从弭兵会盟之后就已经衰落了，而此时吴国刚刚强盛起来，晋国怎么可能与吴国争强?另外，《春秋左传》大多采用晋史，古人很久以前就有定论，所以《春秋左传》的作者在黄池会盟这段史料的记载中肯定不免有所忌讳与掩饰。童书业先生认为《春秋左传》一书于列国则扬晋、楚而抑齐、秦，记鲁国之事尤为详细。所以作者一定是与鲁国、晋国及楚国有关的人。因此这个人肯定在记载黄池会盟这段材料时张扬晋国之威，打压吴国之势。童书业先生还大胆推测《春秋左传》的作者是吴起，因为吴起先后在鲁、晋(魏)、楚效力，且对《春秋左传》有深入研究(童先生的例证此处不再展示)。《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更是提到“吴起，卫左氏中人也。”说了这么多，总结下来就是《春秋左传》关于黄池会盟这段史料不靠谱。《春秋公羊传》加《国语》，再加吕思勉和童书业的观点，《春秋左传》算是被破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