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在攻打明朝的过程中，曾经有好几次想联合李自成一起攻打明朝，消灭大明王朝。在他们看来，大明是他们共同的敌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第一次联合李自成的事情发生在皇太极时期。
后金时期，皇太极继承了努尔哈赤的皇位，成为大金皇帝。此人文韬武略比起他的父汗，有过之而无不及，大清在他的领导下，不仅取得了大明战场上胜利，而且取得了朝鲜、蒙古等国战场上的胜利，一下子成为中国北方的一个强国，实力不可小觑。
然后，大明对他来说，仍然是一个“巨无霸”，要向南发展，吞下中原这个“巨无霸”王朝，皇太极虽有野心，但并没有十足把握。
天聪七年（1633年），李自成在陕西、河南一带把大明王朝打得屁滚尿流，找不着北，地盘不断扩大，势力也强劲增长。这引起了北方后金政权高层的注意，他们想联合李自成的农民军，南北夹击大明，将这个“巨无霸”蚕食肢解，分而治之。
皇太极的大儿子豪格，已经成长为后金军队的一个青年将领，也颇具才智，他是皇太极帝位的热门人选，也是第一人选。
为此，他第一个向父皇皇太极提出，清军可以从旧道、宁远两路出击，夹击山海关，如果力量不足，可“屯兵招谕流贼，驻师通州，待其懈而击之。”
豪格口中的“流贼”指的就是李自成带领的农民军，可见他当时对农民军非常鄙视，在称呼上仍然贬低农民军。
他这个建议虽然大胆，也具备一定的可操作性，但最终并没有成为事实。
皇太极之所以没有采纳儿子的建议，最大的可能性是考虑到清军即使联络“闯军”一起攻打明朝，也不一定能灭掉明朝，战略上存在一定冒险性。
九年以后，也就是崇德七年（1642年），皇太极派大将军阿巴泰率军攻打明朝，在为这支部队出征送行的时候，皇太极又提出了联络农民军，共同打击明朝的主张。
在王先谦的《华东录》里记载了这个事情，当时皇太极对阿巴泰说：“如遇流寇，宜云尔等见明政紊乱，激而成变，我国来征，亦正为此。以善言抚谕之，申戒士卒，勿误杀彼一二人，致与交恶。如彼欲遣使见朕，即携其使来，或有奏朕之书，尔等即许转达，赍书来奏。”
皇太极虽然也称农民军为“流贼”，但他的意思很明白，就是想联合李自成的农民军，双方无论如何先见个面，谈一谈，商量一下后续合作事宜。
可惜的是，这次大清军队出征，并没有碰到农民军。
此时的李自成正率领他的40万人马，击退了左良玉率领的20万明军，攻占湖北的襄阳，并将襄阳改为“襄京”，建立了大顺政权的雏形，自己当起了“新顺王”，并积极谋划大顺军攻打北京的战略路线图。
所以说，这次清军出征，并没有见到农民军，根本谈不上相互接触和联系，更别提联合了。
时间到了1644年，这一年对逐鹿中原的各方诸侯来说，都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刚开始，大清政权又想起了联合李自成农民军的事情。
这一年的正月初一，李自成的农民军占领西安后，改西安为“西京”，建立了大顺政权，李自成登基成为“大顺皇帝”，建元“永昌”。
建国伊始，李自成便于正月初八亲率大军，正式向北京进攻，计划消灭盘踞在北京的大明王朝，统一中国北方地区。
1634年9月，在李自成快进入西安的时候，皇太极于1643年9月21日撒手人寰，追寻父皇努尔哈赤去了。
大清内部经过惊心动魄的夺嫡大战，最终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夺嫡失败，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皇太极年幼的儿子福临最终胜出，成了皇太极的接班人。
多尔衮顺势做了摄政王，成了大清国最有权力的男人。
大清国虽然换了皇帝，但消灭大明的战略目标却没有因为皇位的更替而发生变化。
1644年新年刚过，多尔衮就继承其兄皇太极的遗志，开始排兵布阵，准备向大明发起攻击。
这个时候，他又想起了农民军，如果能和这支部队联合，就可以牵制一部分明军，减轻自己面对的军事压力。
当时，李自成刚好占领西安，蒙古鄂尔多斯部落知道这一消息后，立刻派人把这个讯息传达给大清摄政王多尔衮。多尔衮得知情况后倍感高兴，认为这是联系大顺军抗击明朝的最佳时候，于是亲自写了一封信，指派了外交信使，专程去西安送信。
在信中，多尔衮亲笔写道：“大清皇帝致书于西据明地之诸帅：朕与公等，山河远隔，但闻战胜之功取之名，不能悉知称号，故书中不及，辛毋以此介意也。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如何耳？惟速驰书使，倾怀以告，是诚至愿也。顺治元年正月二十六日。”
从这封信的落款看，写信的日期是1644年正月26日，距离李自成正月初八离开西安东征，已经过去了半个月时间。
此时的李自成，已经占领山西临汾，进逼太原，行军速度惊人。
多尔衮这封信写得特别真诚，既表达了要和李自成共取天下的野心，字里行间也充满了对李自成这位农民军将领的尊重。
不过，不知道他是故意不想抬高李自成“大顺皇帝”的地位，还是压根就不知道李自成称帝的消息，抑或是只想利用农民军，而不想真正和农民军平分天下。总而言之，他在信里居然称自己“不能悉知称号”，用心之深，让人匪夷所思。
而且，多尔衮的这封信，是以国书的形式投送。在信封上、下都写有“谨封”二字，并盖有“皇帝之宝”印玺。信内落款年月处同样盖有“皇帝之宝”印玺，足见他对联合李自成农民军的重视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