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应麟观念的转变非常明显，最初他因袭了前人的观点，在对这一公案重新思考的过程中，他通过对陈寿所处的政治环境和《三国志》上下文的分析，最终认定陈寿是因受政治压力，不得不做出“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的评价，但陈寿还是通过历史书写隐晦地表达了对诸葛亮的推崇。自公案肇始，学者为陈寿翻案都是基于“陈寿认定诸葛亮不善将略”与事实相符，这显然是违背陈寿的原意的，因而他们虽一再努力，却不料已经偏离了正轨。而胡应麟却回归到陈寿的书写语境，他以陈寿所处政治环境为背景考察陈寿的言论，最终指出陈寿以委婉的方式赞扬了诸葛亮。如此来看，陈寿挟恨报复诸葛亮的说法失去了根据，于是千载以来因之而起的对陈寿的批评也就站不住脚了。胡应麟基于《三国志》书写语境下的这一釜底抽薪的论述，终于使“陈寿挟恨贬抑诸葛亮”案向沉冤得雪，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清初仍有一些学者承前人之谬，坚持陈寿挟恨贬抑诸葛亮，如尤侗称：“又谓将略非孔明所长，此陈寿挟怨之言”[35]卷二，351，郑与侨认为“陈寿遽以不娴将略少之，谬也”[36]卷七七，2768，陆锡熊则称：“陈寿贬诸葛亮，谓将略非其所长，魏收誉尔朱荣，谓韩、彭、伊、霍无以过，皆属一人之私言。”[37]卷五，63但大部分学者已转向为陈寿辩解，黄宗羲和王夫之都指出诸葛亮不善战略，“非知兵者”[38]卷二，278，他的战略选择不合时宜，陈寿的评价并非“尽诬”[39]卷九，662。李光地称“人说陈寿与武侯有仇，故说他‘奇谋为短’，不知此句却是武侯功臣”[40]卷二二，391。朱彝尊提出了新的理由为陈寿翻案，他说：“寿于魏文士惟为王粲、卫觊五人等立传，粲取其兴造制度，觊取其多识典故，若徐幹、陈琳、阮瑀、应瑒、刘桢仅于粲传附书，彼丁仪、丁廙何独当立传乎？”[41]卷五九，313从丁氏兄弟才能平庸这一角度说明了陈寿不为他们立传的正当性。朱彝尊还指出，张俨、袁准都称诸葛亮不善将略，并非只有陈寿持这样的观点，后人将“厚诬诸葛”的罪名全部扣在陈寿一人身上，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