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纳学者们批评陈寿的理由可分为五类：第一，陈寿父亲因街亭之役被诸葛亮施以髡刑；第二，陈寿曾被诸葛瞻所侮辱(包括陈寿被诸葛亮鞭挞这一变体)；第三，通过诸葛亮与司马懿的对比，说明诸葛亮将略水平高于司马懿；第四，陈寿尊魏抑蜀；第五，陈寿的评价与诸葛亮的完美形象相悖。魏晋以降，批评陈寿的学者们没有考察材料的真实性，便反复使用这几条理由批评陈寿，虽然这些理由几乎已成为共识，但说服力不够强，也没有新的材料能佐证。
明人好翻案，期间虽有一些是故作翻案文章，但也不乏严肃的作品，在“陈寿贬抑诸葛亮”这一公案上亦是如此。有些学者注意到上述理由的不足，为陈寿辩解的声音遂在明代后期渐成气候，并最终发展成为陈寿冤屈得以昭雪的第一缕强有力的耀眼霞光。
明末吴之甲说：“陈寿讥孔明将略非所长，杨畏讥司马君实不知道。于政事未尽，何异蚓议神虬、鷃嘲鷟鸑？近时文字以翻案为奇，黄口儿动辄摇笔弄墨，诋呵先哲，无复还忌，虽于日月何伤，亦坏风教不少。”[29]卷四，249这虽是向为陈寿翻案的人发难，但反映出已有不少学者在为陈寿辩解的事实。这些人中，如袁中道称：“陈寿作史，谓孔明‘将略非所长’，亦是公论。……孔明三代而下第一人品，然用兵决非韩信、岳武穆之俦，何必曲为之护？”[30]卷十四，437再如王志坚称：“自古用兵，未有不出奇冒险而能有功者。诸葛孔明用兵，病在不能出奇。……孔明之无功，夫人能料之，岂待仲达乎？陈寿称孔明为管、萧之亚，又曰用兵非其所长，此皆确论。世谓寿挟私致贬，其殆不然。”[31]卷二，406-407这都是以论证诸葛亮不善将略来证明陈寿评价的客观性，从而为陈寿正名，但显然与前人申论角度基本无异。
真正推动案件迈向转折的最重要力量来自浙东学者胡应麟。他生活的年代比上述陆深、孙绪、方弘静三人晚些，但比吴之甲、袁中道、王志坚三人稍早。从胡应麟传世著述的情况看，他最初也是接受了批评陈寿的前人成说，如其完成于万历十六(1588)、始刊于十七年、次年二月刊成的《诗薮》称：“陈寿讥诸葛，不足累诸葛，适以彰父之被刑。……且并其所善没之。作史之大戒也。”[32]卷一，142再如同期刊刻而于万历十七年八月先行刊成的《史书占毕》认为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与管仲、乐毅相当，并称“大抵孔明为当时言，不容大尽，否则陈寿之词与‘将略非长’同一诬谬，非事实也”[33]卷一六，214。这段话蕴含了两层信息：第一，胡应麟认为“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是陈寿对诸葛亮的污蔑之评；第二，胡应麟意识到，晋代统治者不愿将诸葛亮的形象树立得过于高大，所以陈寿称诸葛亮“抑亦管、萧之亚匹也”是在政治压力下做出的评价。前人已将不逮管、萧视为陈寿挟恨贬抑诸葛亮的一部分，而胡应麟却将它视为与“将略非长”不同性质的评价，开辟了一条新的阐释路径，即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受到了当时政治的影响，并非其本心真实观点的反映。
钱大昕称：“承祚于蜀所推重者惟诸葛武侯，故于传末载其文集目录篇第，并书所进表于后，其称颂盖不遗余力矣。论者谓承祚有憾于诸葛，故短其将略。岂其然乎!岂其然乎!”[43]卷二八，485-486赵翼则列举多项史实，证明陈寿“颂孔明可谓独见其大”，指出：“寿于司马氏最多回护，故亮遗懿巾帼，及‘死诸葛走生仲达’等事，传中皆不敢书。而持论独如此，固知其折服于诸葛深矣。而谓其以父被髠之故，以此寓贬，真不识轻重者。”[44]卷六，132很明显，钱、赵二人的观点也与胡应麟颇为类似，都是通过阐释陈寿对诸葛亮的推崇，驳斥了陈寿挟恨报复的说法。
通过众多学者的努力，陈寿并未挟恨报复诸葛亮的观点日益为人们所接受，甚至在小说中也有所体现。《野叟曝言》中第七十八回描写了文素臣与家人讨论《三国志》的情节，作者借文素臣之口说：“非陈寿，亦莫尽诸葛之美也。……《(三国志·诸葛亮传)评》复摘其为相之善，重叠称美，其推崇诸葛可谓至矣。……《(上〈诸葛亮集〉)表》所谓‘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四语，非陈寿不能知，诸葛于九泉下闻之，必引为知己者也。”[45]第七八回，945-949当家人问及，陈寿为何在父亲遭受髡刑的情况下仍极力褒扬诸葛亮，文素臣指出，陈寿出于一片公心，所以盛赞诸葛亮，所谓的索米之说、厚诬诸葛，都是后人穿凿附会。可见，在清朝中后期，为陈寿翻案的势力已经占了上风。
四、公案真相的论定
民国时期，还有一些批评陈寿的声音，如向振黄称：“盖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故其传亮也，妄肆讥评，以非将之才贬之”。[46]何子恒则称：“陈寿的父亲也同时受了髡刑，因此陈寿替诸葛亮作传，竟说他‘将略非所长，无应敌之才’……这些都是陈寿欠公允的地方，因此颇为一般人所非议”。[47]35-36但多数学者已认识到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是客观的。如著名史家金毓黼在《中国史学史》中直接引用王鸣盛的观点，称“《晋书》好采杂说，故以入传，然于其上冠以‘或云’，以明其事之难信(于诸葛髡其父亦然)”[48]85。再如吕思勉通过分析文句，指出陈寿的评价“犹加一‘盖’字，以为疑辞也”，由《上〈诸葛亮集〉表》来看，“凡诸贬损之词，悉非由衷之言明矣。此外全传之文，无不推挹备至。谤议之云，宁非梦呓？”[49]125-126姚永朴认为陈寿在晋朝统治之下撰写《三国志》，不得不回护司马懿，所以将略非长之语是“逊辞”。[50]44柳诒徵说：“‘应变’二语，盖作疑辞，非为枉屈”，而陈寿“倾倒武侯至矣。”[51]104不难看出，这些学者或指出陈寿对诸葛亮的推崇，或意识到陈寿所受的政治压力，可谓与胡应麟别无二致。
在为陈寿翻案的过程中，王鸣盛、钱大昕、赵翼三位考史名家发挥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