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9年，江西的百姓遭遇了天灾人祸。
先是天灾。
3月到7月，江西的十三个府没有下雨，庄稼被旱死，农民几乎颗粒无收，很多人被迫背井离乡去讨食。
接着是人祸。
6月，南昌的宁王叛乱。
宁王的叛乱准备了十年之久，但王阳明仅用43天就平叛了这场叛乱，虽然时间短，但是还让江西的百姓痛苦不安，战乱时最苦的就是百姓。
更可怕的是后续，朝廷的做法。
当时的皇帝明武宗搞了一个“南巡”，自己到扬州等地游玩，同时又派太监张忠到南昌剿灭“余匪”。其实当时已经没有什么余匪，他们只是为了去抢王阳明的功劳。
为了彰显功绩，张忠派人四处抓“余匪”，被诬陷的人不计其数。
同时，江西的百姓还要供应张忠带来的上万人的北军部队，人吃马喂，哪样不需要钱，哪样不需要粮食。当时的惨状，用王阳明给皇上的奏章中的话形容是：妻孥鬻于草料，骨髓竭于征输。百姓卖儿卖女，在用生命供给部队。
北军就这样在南昌折腾了几个月，百姓苦不堪言。
好不容易北军走了，催税的人又来了。
为了催促江西的税款，朝廷的户部派出官员亲自督办。
此时的江西百姓可以说是痛苦不堪，遭遇天灾人祸，等来的不是朝廷的救济，反而是朝廷催促交税的布告，这还叫人活嘛？
对于江西百姓的遭遇，当时任江西巡抚的王阳明深感心痛，他将江西的惨状写成奏折，上达天庭，请求暂缓征税，为百姓争得喘息的机会。
但江西百姓的灾难还未结束。
1520年4、5月，江西又遭遇几十年未遇的大水。
当时的水患到了什么程度？
王阳明在奏疏中是这样写的：商旅之舟经行于闾巷，溃城决限，千里为壑，烟火断绝，唯闻哭声。
大堤垮塌，城郭被淹，街道都能走船，看不到做饭的烟，只听到遍地的哭声。
看到这样的情景，王阳明深感自责，他上疏皇帝，给自己列了四条大罪，要承担起江西这一年多来的天灾人祸的责任。
有人可能觉得，这是王阳明这位官员在做样子，就像任命官员时，他们会上疏假意推辞一样。但是从王阳明的上疏中，我们能读出他对江西百姓发自肺腑的责任感与深深的自责，他不是装样子，而是确实难受。
他说：自全之策既无所施，而四邻之济又已绝望，悠悠苍天，谁任其咎！静言思咎，臣罪实多！
说实话，江西搞成民不聊生的样子和王阳明的关系不大，如果不是他，想必会更可怕，但是儒家讲求反求诸己，自己治下的百姓在遭受苦难，不管是最终是谁的错，自己都有逃脱不了的干系。
如果能用自己的命换取江西的安宁，王阳明宁愿去死。
而就在他上疏弹劾自己的同时，王阳明又变卖了宁王强占的民田，将其所得为江西的百姓交税。
王阳明在极力的替江西百姓遮风挡雨，但当时的王阳明也面临着险境，朝廷里的一些佞臣太监，想方设法的要搞死他，不仅诬陷他勾结宁王造反，还假传圣旨，要以擅离职守罪收拾他。
如果不是当时的太监张永替他周旋，想必王阳明已成为刀下之鬼了。历代被谗言冤死的大臣难道还少么？
因此，王阳明是在一种自身也身处险境的情况下，在替江西的百姓扛事儿。
他面临的是双重的压力，既要自保，又要竭尽所能保护百姓。
他对百姓的爱，天地可鉴。
但是在某些时候，这位王大人对待百姓又十分狠心。
在巡抚南赣剿匪期间，为了解决当地百姓给土匪通风报信的问题，王阳明实行了一种比较残酷的治理方式——十家牌法。
什么是十家牌法？
其实就是保甲制度，十家为一组，每家都有一个情况说明书，上面写着这家的情况，有什么人，都是干什么的，有几间屋。每天，这十家人轮流查验，一旦发现有可疑情况，就必须要报官，隐瞒不报的，十家同罪。
这类似于一种恐怖统治，一家有罪，就要连累十家，你说这不是恐怖统治是什么。
而对于土匪呢？王阳明更是不会手下留情。
在作战中抓获的匪首，一律处斩，申辩也无用。
而在攻破匪巢后，王阳明还下令官军，要“悉拔根苗，无遗后患”，也就是要斩草除根。
曾国藩有个称号，叫做曾剃头，因为他对人狠，其实王阳明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被称为“王剃头”。
这就是一个看似矛盾的王阳明，他对百姓可以有爱，治理起来也可以毫不留情。王阳明矛盾人格的背后：不择手段，实现最高道德，终极目标
其实不管是圣人也好，还是我们普通人也好，都不是一面的，也会有着些许矛盾的人格和行为，但是从王阳明的矛盾中，我们也不难分析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1.圣贤也有时代的局限
不管是谁，也都逃脱不了时代的局限、身份的局限，即使他是圣贤。
就如王阳明，不管是爱护百姓，还是对土匪下狠手，都有他作为官员这一角色的原因，无论如何他都逃避不了官员这个社会角色，当他中科举，走进官场的一刻起，就注定，他要为整个大明朝、为皇帝着想、服务。
就比如，他在江西请求暂缓征税，除了对百姓的情感，还有着防范民变的考量，这在他给皇帝的上疏中他曾多次提到。
而他着力的剿匪，虽然是为民除害，但与维系明王朝的统治也密不可分。
